不可能的故事(何君华)

何君华这一组题为《不可能的故事》的小小说，标题大部分仿用了外国文学大师杰作的标题。《时间之战》来自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在这里显然是一个反讽的标题），《母亲》来自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镇畸人》，《局外人》来自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礼拜二饮酒时刻》自然是用以致敬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篇《礼拜二午睡时刻》，《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来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傻瓜金佩尔》则来自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这一组小小说虽然题为《不可能的故事》，在我看来，却是最可能的故事。——题记时间之战腊月二十九，终于搞到一张火车票从深圳回到刘家坳的刘峰一头扎进了王刚家。刘峰甚至连行李都没有送回家，直接坐到了王刚家的麻将桌旁。只消一夜，刘峰就将在深圳搞了一年的所有积蓄——三万七千六百块全部输在了麻将桌上。也不能说全都输了，在这三万七千六百块中大概有一千块左右被刘峰用来买了烟。开始刘峰身上是带了两包烟的，可是很快就抽完了。因为输得猛，所以也就抽得猛。烟抽完了就满地捡刚扔的烟头抽。很快，所有烟头又被捡起来抽了一遍，只剩下光溜溜的烟屁股又躺回了地上。可是还是输得厉害，烟就不能不抽。所有人都没烟了，只有王刚还有，五十块钱一

根。平时十块钱一包的烟，现在王刚要五十块钱一根。五十就五十吧，那也得抽。就这样五十一根五十一根地大概买了二十根，刘峰的钱就干了。从深圳出来的时候，刘峰特意在内衣的胸口处缝了一个口袋，那三万七千六百元就严严实实地封在里面，但是现在它居然就这么空了。那口袋空瘪瘪地裂开着，像一个难看的伤口。刘峰一把将口袋扔在地上的时候，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王刚对刘峰说：“如果没钱了就赶紧起身吧，还有人等着打呢。”刘峰只好站起身，将座位让给已经在旁边观战了整整一夜的刘超——他也是刚从东莞赶回来的，也是家都没回就直奔这里。腊月三十的下午，刚补完觉的刘峰向父亲刘庄借了五百元路费，又匆匆踏上了回深圳的火车。仿佛刘峰急火火从深圳回来不是为了过年，而是专为了输掉这三万七千六百块似的。输了钱，刘峰终于心满意足了。那是去年的事了。刘峰专门回家过年却在过年当天连夜折返深圳的奇事在刘家坳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又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很快就到了，人们以为刘峰不回来了。可是刘家坳的灯刚一亮起来，刘峰就拖着行李出现在了村口。刘峰照例连家门都没进就钻进了王刚家。人们觉得刘峰这回肯定能把去年输的钱赢回来，因为今年刘峰明显学精了。刘峰预先买好了整整两条烟，他再也不会上王刚的圈套了。刘峰果然有先见之明，两条烟正好够他抽一夜。可是就在他抽完最后一根烟的时候，刘峰绝望地发现他去年的钱不仅没赢回来，

口袋反倒又空了——钻进王刚家之前，这口袋还满满当当地装着四万三千九百块呢。这一年刘峰在深圳省吃俭用，连早餐都舍不得吃，一年下来就攒了这四万多，比同宿舍的工友都要多得多。刘峰决定一刻也不停地返回深圳。当他张嘴向父亲刘庄借路费的时候，令刘峰想不到的是，父亲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令刘峰感到震怒不已。刘峰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是在向父亲借而不是要，父亲给儿子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他是借。当然，刘峰显然已经忘了去年借父亲的钱至今还没还的事。他气急败坏地踢了父亲一脚。没想到就是这一脚，猝不及防的父亲刘庄重重地磕在门框上，又跌倒在门槛上，死了。大年三十杀了自己的亲爹，这是刘峰完全没有想到的。大年三十刘家坳出了杀人案，这是所有刘家坳人都没有想到的。人们说，刘峰这个孽子，肯定要挨枪子。戴着手铐坐在警车里的刘峰倒还没有这种担忧。现在唯一令他感到担心的是，他现在困在这里去不了深圳，他该如何搞钱去王刚那里翻本儿呢？这令他沮丧不已。母亲母亲去世后，我终于有机会打开她的那个桃红色木匣。此前我一直希望能够打开它，尤其是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跟每一个河阳浦的男孩一样，十三四岁是我们一生中最疯狂的时期，当然也是最穷的时期。我们太需要钱了，一毛钱一支的冰棍，一块钱一本的彩色信纸……对于已经开始发育的我们来说，在校门口嗍一根冰棍和给女孩们写信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但是

这一切都需要钱，这令我头疼不已。我记得每一次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都在翻箱倒柜。终于有一天，在母亲的立柜的最底层，我发现了这只桃红色的木匣。令人沮丧的是，木匣上有一只精致的梅花锁，它已经锈迹斑斑。我想除了拿斧头把它砸开，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打开它。我找来了斧子，在手中攥了很久，终于没有砸下去。我十分明白，一旦这只锁受到破坏，母亲丝毫不用怀疑就会猜到是我干的，一顿狠打是免不了的。我失望地将木匣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这样的场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发生过很多次，有一次我几乎就要将木匣砸开了。记得当时我已经举起了斧子，但要命的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开门声传了过来。钥匙捅进我家大铁门的声音如此清晰，吓得我立即将木匣放回原处逃之夭夭。似乎就是从那时起，我很久都没有再动过那只木匣。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打开它。它就安安静静地摆在我的面前，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让它呈现出一种柔和的光泽。或许母亲早就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木匣的存在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她也没有向我交代有关这个木匣的任何事情。母亲是如此心细的人。或许在我看来是将木匣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母亲却早已发现了蛛丝马迹——摆放的位置或方位稍有不对，上面掩盖的衣物顺序不对，等等等等。谁知道呢。母亲只是一直没有揭穿我。木匣现在明明摆在桌子上，我却突然没有了当初要打开它的那股冲动。现在，母亲去世了，再也没有人会责怪我

将它打开了。我决定把它先放一放，准备以后再打开它——直到今天，我们准备搬新家的时候，我在柜底突然发现了它。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眼皮底下失踪，一如这只桃红色的木匣。当初我明明是如此在乎它，可我直到今天才偶然想起来。这太奇怪了。但这一次，我决定打开它。母亲根本没有给过我木匣的钥匙，所以我仍然只能用斧子将它砸开。木匣打开了，里面只有一本泛黄的相册和一封信。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封信居然是写给我的。天明，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看到这封信，但是这一天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些话我觉得应该写在这里。其实，你有一个比你大十岁的哥哥。1981年3月12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带你哥哥去参加单位组织的植树活动，不小心让他走失了。我和你爸疯狂地找啊，几乎全中国都找遍了也找不到他的影子。后来，我们终于放弃了。我们又要了一个孩子，就是你。我以为，日子终于又要开始过了。可是，有一天，你哥哥却又突然出现了。那是1993年我们在庐山旅游的时候，他就跪在入口的路边向我们乞讨。他只能跪着啊，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双脚，一只手臂也没有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我的亲生骨肉啊，我怎么会不认识他。你爸也认出来了，我们就站在那里哭。可是，我们终于没有勇气上去相认。我们像两个逃兵一样可耻地逃走了。回来以后我就病了，你爸也变了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重新陷入了黑暗。直到有一天，你爸突然

跟我说，我们去把他找回来吧，再难他也是我们的儿啊。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我们赶紧跑去庐山找，哪里找得到啊，他早就不在那里了。我们又开始全国各地找，你记得吗？大概是你五六岁的时候，那一阵子你总是跟姥姥一起生活，就是那段时间，我和你爸又把全国各地跑遍了，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再见到他，我们失去了唯一一次相认的机会。我知道是老天在惩罚我们，它再也不肯把你哥哥还给我们了。现在，你爸也已经不在了，我知道自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悔恨中，我又何尝不是呢？这些年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病重却从来不肯治，我想死了才好，我如何不盼着早点死去呢？现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已经不在了。我求你，我怎么有脸求你啊，你能不能把你哥哥找回来？天明，这是我唯一眷念的事了。天明，帮帮妈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爸妈从来没有向我提起，却总有人暗示我曾有个哥哥；我也终于明白，在1998年那场著名的洪水中，为什么父亲执意要去游泳，而堪称河阳浦游泳一把好手的他却莫名其妙溺死在河水中；我也明白了母亲为什么突然开始吃斋念佛……以前有好多事情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我打开相册，里面是一张跟幼时的我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我仔细地端详着这副精致的面孔，父亲母亲那段隐秘的岁月似乎就在眼前。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直在卧室里收拾东西的妻察觉了我的异样，走进来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

没什么，有灰进眼睛里了。我们搬家吧。”局外人我刚把早报扔进垃圾桶就听见有人敲门。我说：“请进。”“你好，我是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几个月前逃跑的一只大猩猩跑到了你们这里。我们是过来核实的。”来人亮明目的，并出示了一张工作证。我接过工作证，朝来人看了一眼，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猩猩，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不可能搞错，”来人肯定地说，“我们有举报人拍的照片。虽然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很不清楚，但我肯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猩猩。”来人递给我一张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彩色图片。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画面中的确有一只大猩猩，它正安静地坐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写字楼，写字楼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子间。来人当然不能因为这样一张毫无说服力的照片就断定他要找的大猩猩在我们这里。我摊开双手表示不解：“这能说明什么呢？”来人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跟身后的人说了一句：“叫举报人进来。”只见我们楼层的一位保洁工走了进来。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办公室西侧最后一个格子间说：“艾经理，它就在那里。”我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果然有只大猩猩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看起来，它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了。大猩猩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慢慢抬起头。很快，它就认出了熟悉的动物管理员的橘黄色工作服。它低下头，挥起大掌极其愤怒地拍了两下

桌子，然后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垂头丧气地跟穿橘黄色工作服的人走了。我对我们办公室闯进来一只大猩猩竟然无人察觉这件事感到震惊不已。我恼怒地逼问所有正在低头噼里啪啦打字的职员：“你们成天都在干什么，屋里闯进来一只大猩猩居然都不知道？”但是除了离我最近的两个职员站了起来，其他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仍在低头噼里啪啦地敲击电脑键盘。其中一个站起来的职员跟我说：“艾经理，我正在处理一份报表。”另一个跟我说：“我正在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其他人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咆哮，就像不知道刚才市动物园来人带走了一只大猩猩，而他们已经跟它共事了很久一样。我只好气咻咻地质问保洁工：“你怎么搞的，发现了大猩猩也不向我汇报？”“艾经理，你总是很忙。你知道的，我去过你的办公室，但是你一直没有抬起头。”保洁工无奈地说。“你是怎么发现它的？”我继续问道。“那天我低头拖地的时候，发现一双赤脚，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大猩猩。我想起市动物园登的广告，便立即向你汇报，但是你根本没有理睬我。我只好打电话通知了动物园。”保洁工说，“他们记下了我的报告，但是并没有立即派人来。他们说，有太多市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得一个一个核实。”“你发现它多久了？”我问道。“三个月了。”“三个月了？”我大吃一惊。“是的。我等了些日子，动物园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想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派人过来。因为，就像他们说的，实在有太多市民向他

们报告各种线索了。我只好拍了张照片作为证据寄给动物园。这次，他们终于派人过来了。”保洁工不紧不慢地说。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草一份函件。我陷进椅子里，像所有人一样头也不抬地忙了起来。礼拜二饮酒时刻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上了老佟的当。他之所以执意要去桥北的湘鹅庄，根本不是为了去喝那里五十三度的飞天酒，而是为了去见小琴。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帮穷学生，在师范学院念书，家里给的生活费在学校食堂才刚刚够吃，哪有闲钱下馆子。老佟不一样，老佟家在当地做买卖是很有些名气的，手里从来不缺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肥得流油”，所以每次他招呼我们去湘鹅庄，我们从来不拒绝，而且乐此不疲，巴不得天天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腻了。有一回，老卢问他：“咱就不能换家饭店吗？”老佟说：“只有湘鹅庄卖五十三度的飞天酒，这个酒好喝，咱就去他家。”我们都是一帮蹭吃蹭喝的，有吃的就不错了，就没有再挑三拣四，便还是这样一趟趟跟着老佟往湘鹅庄跑。我们通常是在礼拜二的晚上去，因为礼拜三上午没课，喝多了我们就回宿舍大睡一觉。因此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到了中午才起床，早饭都省了。礼拜二晚上也被我们这帮人戏称为“饮酒时刻”。湘鹅庄的菜好吃，五十三度的飞天酒也的确好喝。但有一次，一个小细节让我发现老佟之所以一次次上湘鹅庄来，并不是为了这里的菜，也不是为了这里的酒。那天，我偶然发现老

佟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小琴。小琴是湘鹅庄的服务员，家好像是农村的。老佟喜欢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眼神不一样。但老佟这小子从来不说，没有胆量和小琴说，也不跟我们说，只是一次次去湘鹅庄喝酒，多看她几眼，但也并不多说几句话。我不知道我们这帮人中还有没有别人发现这个秘密。但很快我就发现小琴其实对老佟也有意思。小琴看老佟的眼神，不一样。老佟这小子酒量贼好，喝酒极豪爽，我从来没见他醉过。这小子话不多，每次有人提酒，他都只爽快地喊一声：“干。”然后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有人喝酒爱耍酒疯，我们把这种人称作喝“武酒”，老佟喝的是“文酒”。老佟喝完酒，文质彬彬，脸也不红，跟没喝一样。我们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也不点破，也不设计点什么小把戏撮合撮合他俩，照样只是吃肉，照样只是喝酒，仿佛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哎，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一帮愣头青啊。过了大概有半年，有一次，我们照例去湘鹅庄喝酒，小琴没在店里，老佟神情便不自在了，眼神在店里四处逡巡，仿佛在找什么，又好似丢了什么一样。我知道他是在找小琴。但老佟这小子终究什么也没问，他不问，我自然也不好意思问什么。第二天晚上，也就是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头一次在非“饮酒时刻”钻进了湘鹅庄。这当然还是老佟的主意。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魂不守舍。果不其然，一下课，他就招呼我们一起去湘鹅庄。我知道老佟是急不可待要去见小琴。可这次小琴还是不

在店里。老佟这小子真沉得住气，还是不肯张口问什么。我憋不住了，找来饭店老板关博问：“小琴干什么去了？怎么不在店里？”关老板说：“不在这儿干了。”老佟这小子终于张口说话了：“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不干了呢？”关老板说：“回家结婚去了，她家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也没细问。”老佟当时就不自在了，好像得了什么急症一样，脸色煞白，一宿没再说一句话。在那之后，我们又去了一次湘鹅庄，是我提议去的。我当然也叫了老佟，但老佟推脱没去。于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老佟的情况下去湘鹅庄喝酒。我们当然没见到小琴，酒也喝得不自在。隔壁桌有人喝“武酒”，耍酒疯，我们便也不欢而散。第二天，我见到老佟，本来打算说些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老佟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自然什么都明白了，也没问什么。很快我们就毕业了，各自忙着七七八八的事，出去喝酒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恍惚记得，自那次之后再没跟老佟一起喝过酒。后来不知道是听谁说起，老佟戒酒了。第二年，老佟结婚了，和一个从来没听他提起过的女人。我们去喝他的喜酒，喝的也是五十三度的飞天酒。这个酒根本不是只有湘鹅庄才有卖的，心里这么一想，我突然悲从中来。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毁了我父亲的第一件事是若干年前的一次搬家。尽管这次搬家并非出自父亲的意愿，而是遥远的五百年前我们的远祖胡一世作出的抉择，但父亲固执地认为正是远祖那冒失的决定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从族谱上

语焉不详的记载来看，我们胡氏这一支的祖籍应该是山高水长、鱼肥茶酽的巴楚之地，而不是这鸟不拉屎的大庸山麓。“如果生活在巴楚之地的话，我们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也应该是个殷实之家。”父亲气愤难平地把族谱狠狠甩在桌子上，然后继续骂道，“真不知道那个愚蠢的糊涂虫当时是哪根筋搭错了，搬到这么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我那遥远的祖先胡一世，也就是我父亲口中那个愚蠢的糊涂虫，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数百年还要遭受他的直系子孙毫不留情也毫无根据的谩骂。我们那里骂人时喜欢上溯到祖宗十八代，而我的父亲可能直接追溯到了二十八代。毁了我父亲的第二件事也是搬家。这次搬家毫无疑问是父亲作出的决定。他决定把家搬回我们之前的祖籍巴楚之地。父亲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既然他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如果我们家在巴楚之地的话一定会生活殷实，那他自然应该搬回去试一试手气。“我们的家在巴楚之地一个叫殷昌的地方。”对于父亲的这个言论我们简直目瞪口呆。因为翻遍整套族谱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殷昌这个地方的哪怕一句记载。但是父亲坚持认为我们的故乡就在那个地方，他是经过一番复杂的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父亲的语气坚定而不容置疑。宣布完这个惊人的结论之后，父亲便踏上了寻找殷昌的茫茫旅途。我和父亲是在一个阴雨朦胧的清晨到达巴楚之地的。是的，父亲带上了我。也许父亲觉得要找到殷昌并非易事，也许会耗费诸多时日，父亲希望我或

多或少能给予他一些帮助。实际上我对此并不乐观。在父亲的设想中，殷昌当然是个古地名，现在的中国地图上自然早就没有了它的踪影。在我们踏上旅途之前并不多的时日里，我曾试图寻找一些关于殷昌的文献资料，哪怕是一篇略微提及殷昌的历史论文，也足以令我欣喜。因为那至少可以证明父亲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可是令我失望的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一星半点关于殷昌的记载。我为此隐隐感到担心。我们跑遍了巴楚之地的每一个县，翻阅了每一个县的县志。那些孤零零地躺在尘埃里的县志们被我和父亲翻阅得洁净如新。我们抖落历史的尘埃，试图从那些古老的文字中找寻到关于殷昌的蛛丝马迹。其结果我早已料到——任何一部县志都没有任何一处关于殷昌的记载，一如这个地名根本就不存在一般。事实上这个地名本来就不存在。殷昌，就是“殷实昌盛”的意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仅仅来自于父亲美好的想象罢了。父亲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为此大感失望并痛苦不已。我和父亲铩羽而归。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对我们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生计再也不肯施予任何关心了。很快，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就发生了。那是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电视新闻——由于三峡水利工程的实施，无数个村镇一夜之间被长江之水淹没，从此永埋江底，不复有重见天日之时。父亲毫不怀疑地认为，那个名叫殷昌的地方恰在被淹之列。父亲永远也不可能搬回祖籍之地了。一个人永远无法回到故乡，

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时我父亲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凉。父亲孤独地站在那里，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刻父亲悲怆的形象。我感觉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就像无语西沉的夕阳。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看见父亲。就在那一天，父亲像一滴水一样毫不令人注意地消失了。从此音信杳无，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傻瓜金佩尔六月后的一天，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好朋友金佩尔突然头疼不止，于是他穿过人民公园，经过人民广场，跨越人民大街，来到人民医院，试图找一名大夫解救他的头疼之疾。金佩尔疾步走到挂号处，挂号员头也不抬地问他：“叫什么名字？”金佩尔说：“我叫金佩尔。”挂号员递给金佩尔一张门诊挂号单，面无表情地说：“到二楼三号诊室找金大冶大夫。”金佩尔立即来到二楼三号诊室，将门诊挂号单交给金大冶大夫，金大冶大夫立即接待了他。“叫什么名字？”金大冶大夫问道。金佩尔大吃一惊，因为金大冶大夫已经拿到了写有他名字的挂号单，他不需要再问他的名字，但是金佩尔不打算就此纠缠，因为眼下他依然头疼不止，迫切需要大夫的医治。于是他大声告诉金大冶大夫：“我叫金佩尔。”金大冶大夫立即戴上听诊器为金佩尔诊查病情。放下听诊器，金大冶大夫表情严肃地说：“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你符合住院指征，应立即办理住院。”金佩尔又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如此严重，于是立即来到住院处，递上金大冶大夫开具的入院申请单。住院处的值班人员头也

不抬地问金佩尔：“叫什么名字？”金佩尔大惑不解，入院申请单上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值班人员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再次询问？但想到自己现在病情严重，实在不必为这点小事过于计较。于是他大声说道：“我叫金佩尔。”交完住院押金，值班人员递出押金单，面无表情地对金佩尔说：“上十五楼找神经内科。”金佩尔立即坐电梯上到十五楼，接待他的金小勇大夫问金佩尔：“叫什么名字？”金佩尔一脸愕然，因为金小勇大夫明明已经拿到写有他名字的住院押金单，但一想到他现在急需住院接受治疗，不必为此纠缠，于是他大声说道：“我叫金佩尔。”神经内科护士很快将金佩尔安排进16号病房，主管护士问金佩尔：“叫什么名字？”金佩尔头也不抬地大声说道：“我叫金佩尔。”就在这个上午，在采血室、心电图室、换药室，金佩尔不停地报出了他的名字。金佩尔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名字如此重要。就在刚才，护士过来给他输液的时候，他又大声说了一遍：“我叫金佩尔。”只是这一次，金佩尔实在没忍住问护士：“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我的名字？”护士头也不抬地说：“因为我必须确认，金佩尔的药是用在金佩尔的身上。就在昨天，六楼的一个病人打错了药，五分钟就死了。”金佩尔大吃一惊，没想到名字竟然如此重要。因此每有医务人员走近他，还不等他们开口，金佩尔就大声说道：“我叫金佩尔。”医务人员一脸愕然。等当天所有的药都一一打完的时候，金佩尔长舒一口气，他没有被误诊，也没有被

用错药。他身心愉快地走出人民医院，打算回家拿些生活必需品来。金佩尔走到人民大街上，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信心十足地大声朝出租车司机喊道：“我叫金佩尔，请准确地把我送到我的家里。”出租车司机大吃一惊，把车刹出了街道。从那天开始，金佩尔成了傻瓜金佩尔，也成了我们所有人开心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