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散文环境中，余秋雨携《文化苦旅》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余秋雨正是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才获得成功的，即他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为政治服务的局限；表现了作家应有的个性；充分运用了知识分子赢回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会转型时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机，他们开始严格审视造成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即将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学作品本身，希望通过改善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赢回自己的读者市场。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从而引出了“硬伤说”“模式化”等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也随之产生发，如短信文学、网络文学等，在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视野，他们渐渐摆脱了盲目浮躁的心理，开始客观地看待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化。综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评价变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整治政策的变化是批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经济的发展变化则是造成批评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转型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则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
也就是说，199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批评边缘化，批评价值观则倾向于具有宏大意义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开始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文化立场之间挣扎，并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学样式的生发及批评主体派别的林立，批评价值观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可见，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