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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并不是追忆似水年华，回顾峥嵘岁月之类的。实际上很多人的年华并不似水——有的年华硬邦邦的像大山里的石头；很多人的岁月也不怎么峥嵘——有的岁月就像我二大娘嘴里的我二大爷一样——三棒子打不出个响屁来。
最开始只是为了记住——并不是惮于“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类诛心之论。而是让自己在记录过程中或者偶尔回望时，能有“过去居然是这个样子”的惊喜或者惊讶——这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就像孩子眼中老奶奶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只是这次讲故事的是自己。
后来，自己居然成了公众号作者，作的内容居然有人回应和共鸣——也有人认为太魔幻简直不可思议——这些都给我带来了另外的体验。
回应和共鸣让我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同路人——发现有同路人或同样经历的人，是多么让人惊喜的事儿。
同路人很多，但发出声音的太少——就像那个你懂得的年代，留下了很多关于知青们的细细碎碎的事儿，却很少留下农民们的事儿——只留下亩产几万斤这种大格局粗框架的神话（笑话）——并不是因为农民们身上没有事儿，而是农民们没有能力像知青们那样把故事写出来编成书拍成剧。
别人的不可思议让我觉得我更有必要介绍一些人一些事儿给读者——我喜欢看读者下巴掉下来，并开始怀疑自己经历的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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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那篇写了我人生中前三位不靠谱的和靠谱的老师。其中那位经常踹人的何老师，一直教我到小学毕业，只是一开始他语文、数学、常识一起教，后来来了一位常识老师和一位数学老师——最终，何老师和这两位老师把我们送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学。
那位常识老师，我已经没有别的印象了，只记得他姓马，他的脸很长，平时穿着干净的白褂，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上课，课堂里不苟言笑，课堂外“不跟别的老师争学生的屎”。
学校里大都是民办老师，有好几个老师兼职农业——自家的地就在学校附近。这些辛勤的园丁除了培养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之外，还要培养地里的庄稼。为了让地里的庄稼长得更加茁壮，得想方设法给庄稼施肥加料——学校男厕所女厕所汇聚成的整池子的粪便是不二之选。
最开始，那池子粪由学校的一位张姓老师负责清理，清理完运到他家的地里。后来别的老师发现张老师家的庄稼长得确实比别家旺盛好几个数量级。这些老师们不干了，纷纷声称那池子粪自己也有份儿，也得分一点到自家地里。
妥协的结果是，一旦粪池子满了，几位离学校近的老师平均分配。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老师浑身臭烘烘，但满脸喜悦地奔走于学校厕所和自家庄稼地之间。
后来，别的村的、离学校远的老师们不乐意了，说自己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教学生，教的学生也会拉屎，凭什么学校的粪只分给你们这些离学校近的？
那几位离学校近的既得利益的老师没理会这茬儿。没有分到屎的老师们合计了一下，要求自己班里的学生尽量不要在学校厕所大小便。
“屎里的营养成分很多，狗经常吃屎就是为了吸收里面的营养成分”、“本草纲目里说童子屎可以治病”、“一泡屎拉到地里，能让一块地多打好几斤粮食，你们尽量把屎尿憋着，回家再拉”，这是一位没有分到粪的老师向学生们普及的常识。
终于，有一个学生，装着一肚子屎往家跑的时候，没能憋住，拉在了裤子里……
“憋尿和憋屎对身体健康危害巨大，收音机里曾经说，有个学校的老师让学生罚站，不让学生上厕所，结果学生的膀胱憋破了，当场死亡”，这是一位分到粪，但发现粪产量明显下降的老师向学生们普及的常识，那时收音机在我们眼里是个很权威的东西。
学生们一时无法适从——不知道到底拉好还是不拉好。大多数学生采取的策略是：来学校之前先拉干净，在学校里有了新的，能憋住尽量憋到家里再拉，憋不住才去厕所拉。
再后来，有人往粪池子里扔玻璃碴子，碎瓦片，石头块儿——一池子粪能掏出半池子零碎。而且每次从粪池子掏出的石头又臭又硬，放也没地方放，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美观。最终学校的老师通过投票表决，形成决议——由一位赵姓老师全权承包粪池子，代价是赵老师提供学校唯一的办公室平时烧水，冬天取暖加烧水用的煤球。嗯，在这之前，老师们要么和学生一样喝冷水，要么从自己家里带热水。
我们曾经在常识课上试着问过马老师，憋屎憋尿到底好不好，一泡屎真的能多长几斤粮食么，狗吃屎是为了吸收里面的营养么，本草纲目里记载屎可以治病是真的么。马老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说了一句，“我不跟别的老师争学生的屎”。然后就开始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地球绕太阳自西向东公转这类书上的常识。
除此之外，对这位马老师就没有其他印象了。
2
那位数学老师，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只是我想了好多次，没能想起他姓什么叫什么。问了几个同学，他们也忘了那位老师姓什么叫什么，但大家都记得——那位老师很年轻，没结婚，家住城里，一开始传说这位老师经常打人，却一次也没打过我们，在毕业时这位老师还带我们去爬了一次山。
学校老师流动比较大，有的老师教几个星期就被调走了，换来另外一个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老师——我小学见过的唯一一位女老师，调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晨读时，她在外面花坛旁读英语，连着读了一个星期，之后再也没在我们学校出现过。
那位数学老师调到我们学校以后，先教了半年毕业班的数学，又开始教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告诉我们，这老师很凶，经常打人——用黑板擦、文具盒、书本打脸，经常有人被打出血。还告诉我们，上课时桌子上不要放文具盒之类的硬东西——这老师拿起什么就用什么打。
这些传闻让我们整个班都很惶恐，上课战战兢兢，每到数学老师的课，大家把课本、演草本之外的东西都收进桌洞，生怕那些东西成了老师打人的凶器。
不知道是我们的坚壁清野起到了作用，还是对老师的传言不实，还是这位老师遇到什么事儿忽然性情大变——这位数学老师并没打过我们。对我们的惩罚仅仅是丢个快写完的粉笔头过来、让学生上去把黑板擦干净。
我就被叫上去过——上课打瞌睡，被老师叫到讲台，要求把黑板擦干净，擦一行念一行，下面的其他同学也要跟着念。擦一次黑板，全天精神抖擞，再也不敢瞌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站过讲台——其实在讲台往下看，台下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后来我有点明白了这位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样既能教育上课开小差的学生，也能让学生补回开小差时错过的课程内容。
小升初考完第二天，这位数学老师带着我们班三十几个同学爬了一次山。这是我小学期间——还是已经毕业了——老师组织的唯一一次户外活动。不像现在，孩子们动辄踏个春、郊个游、参观这馆那馆，接受这熏陶那陶冶。
想想这个老师真的很大胆——也可以说图样图森破——现在决计不会有人敢组织这样一次户外活动。事实上，这次活动真的出事儿了，而且就出在我身上，至今还有印记。
也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汽车，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当时我们班很多人还不会骑自行车，就由会骑车的驮着不会骑车的——我是不会骑车的，被我们班另一个同学驮着。
也没打什么旗帜，举什么标语，也没统一着装，带红领巾之类的，更没有负责拍照摄像记录这次活动的。三十多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从各自家里带着各自的干粮，或骑自行车，或坐在别人自行车后座上，在这位老师带领下，沿着山路向山上进发。
去的时候上坡路居多，有的地方自行车骑不上去，我们这些坐别人后座的得下来帮着推车——这样速度很慢，但很安全。
事情是出在下山的时候。我们爬上了山顶，看过了山神庙和里面的泥胎，听完了老师讲的关于那座山的故事，捡到了松子，喝到了山泉水，吃光了随身带的干粮，吹过了山风，对着山那边喊过了话——然后就要下山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其实下山并不难——下山危险，安全地下山难。当时我和几个同学没什么经验，还把山上当平地。下坡时身子还是前倾，也没注意脚下的步伐，结果越走越快，快到山上的石头山上的树一晃而过，快到两耳生风，快到脑子一片空白，快到刹不住。老师发现了刹不住闸的我们，拼命地喊赶快倒下去。
我那几个同学加速度还不算太大，据说是抱住树杈减了速停下来的。我的加速度已经快到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停下来了，也分不清哪是石头哪是树，只听到老师喊赶快倒下去。不知道是听了老师的喊，故意倒下去的，还是被石头绊倒的——我倒下去了，并完成了N个翻滚动作。
当时我们习惯把上衣扎在腰带里，我也不例外。我爬起来，发现腰里已经装满了石子、树叶、树杈、松针、松子、橡果、鸟粪、鸟毛，甚至还从我怀里蹦出一只蚂蚱——翻滚的时候从脖子里灌进来的。
其他部位都没问题，额头上擦破了皮，往外流血——至今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仔细看就能看出来的指甲大小的“丙”字状印记，就是那次留下的。
现在想想真是后怕——稍微寸一点，被什么东西戳中一下我就非死即残了。
老师也意识到了什么，在我跌倒爬起来的地方，把大家归拢起来，嘱咐我们下山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太快，身子不能向前倾斜，要向后仰，并做了示范动作——这份经验，一直印在我脑子里，我估计一辈子也忘不了。
下了山，大家各自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或者骑上自己同学的自行车后座，往回奔。这个过程也出事儿了——下坡路，很陡，自行车几乎要飞起来。有个女生没把住车把，翻到沟里了，幸亏草厚——很多农人把草堆到沟里，那个女生也没受什么重伤，只是摔疼了，起身检查了一下胳膊腿都能动换，拍拍身上的泥土，摘掉衣服上头上的草，又爬上自行车追前面的队伍去了……
我们的命真硬啊。
奔回来，在镇上一个十字路口附近，老师清点了一下人数，少了十来个，等了半个小时，还少六七个。有人说那六七个从另一条路上回家了。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些注意交通安全、祝我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初中这类话，然后宣布解散。
这个由一个老师，三十多个十岁出头的学生组成的队伍，就在镇上解散了——老师朝着县城的方向，我们朝着各自家的方向。
现在来看，这是一次组织的不怎么成功的户外活动，但却是我们小学唯一一次户外活动。组织这次活动的不是学校，不是班主任，而是一个很年轻的家住城里的数学老师。说也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小学同学聊起来，大家都想不起组织这次活动的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却都能清晰地记得这次户外活动的情形。
3
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就是没有编制的教师。郑老师有编制，也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位有编制的老师。
这位年龄最大的、唯一的公办老师很诙谐，喜欢叫孩子的小名甚至给孩子取外号。我的弟弟叫毛毛，我和毛毛俩人在街上走，郑老师会笑着叫住我们，指着毛毛说“猫猫”，指着我说“狗狗”，然后嘴里一直念叨“猫猫狗狗、猫猫狗狗”，边念叨边掏出两块糖，一人一块儿分给我俩。
郑老师并没正式给我们上过课。但纠正过我的一个字——道。
郑老师经常在别的班上自习的时候进去溜达，不光是溜达，还站定在一个学生的桌旁，笑而不语地看着学生写字。
那次站在我的桌旁，看我写字。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道”字右边的口里只有一个横。我知道他在盯着我看，所以握笔的手写得格外用力，每一笔都划破好几层纸。一只比别人多五分之一的手指到我的作业本上，说，“好好看看书，这个字口子里面两根横。”
嗯，郑老师的手比别人多五分之一——他的父母是近亲结婚，生下的他是个六指。他的左手原来是六指，右手仍然是六指——本来俩手都是六指。
文革期间，像他这种人被打成臭老九，又有人拿他身体的缺陷攻击他，说他是妖孽。形势愈演愈烈，郑老师用绳子把两只手上多出来的小手指勒紧，使血液不流畅，过了几天两个多出来的小手指基本上坏死。
上面来的红卫兵们又到他家押他去批斗的时候，他掏出果剪——那种修剪树枝的剪子，一下子把左手那个已经发乌的小指剪掉了。年纪轻轻的红卫兵们吓傻了，不敢上去动他。这还不算完，郑老师把剪下来的小指当着众人的面嚼碎了咽下去。准备去剪右手那个多出来的六指时，红卫兵们已经吓跑了——还有个红卫兵边跑边吐——再也没有人敢来他家抓他去批斗。
红卫兵跑了以后，可能郑老师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再折磨自己了，他没剪右手那个六指，而是把阻止血液流通的绳子解开了，血供上了，没过多久这根六指居然又复活了——并且几十年后还指在了很多孩子的作业本上，帮孩子矫正错字——真是神奇。
畸形的手指在那个畸形的年代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剪掉了。这些畸形似乎并没影响郑老师生活——浩劫过后他还教他的书——教语文，教常识。在别的班上自习的时候进去溜达，不光是溜达，还站定在一个学生的桌旁，笑而不语地看着学生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