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立冬，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更早落山了，还未收拾完桌上的碗筷，天色已渐渐暗下来。
农村堂屋里的高桌高椅，多是摆设不用的。黑漆木的四方桌子上通常放着木制的座钟，这种老式的钟表能发出很沉闷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并在整点时以让人惊骇的声音“当当”地敲响，振聋发聩。这声音常在童年时将我从书本中、睡梦中惊醒，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种摆设。
钟的旁边倒是常放着右手抱元宝左手持如意的财神爷，或是坦胸露乳并咧嘴大笑的胖弥勒佛；正面墙上莫不是挂着“福如东海”或“紫气东来”的对子，中间一群仙鹤在云蒸霞蔚的松柏间，或引吭高歌，或振翅欲飞，保佑全家祥和盛世，万福齐天。
吃饭的地方却往往就着低矮的茶几和几把未上漆的木椅，人再多些，就只能倚着门槛坐在窄小的板凳吃了。
我是远方的来客，自然和二叔、堂弟一起在茶几边吃；做饭的婶子、二奶奶却是这连茶几都不曾碰过，猫在烟熏火燎的灶台跟前，端上一碗汤，夹上个馒头，熏着灶内的余火吃，茶几上的几样炒菜恐是不曾碰过的。
这是故乡的旧俗——自家的女人是不上桌的。可这样的“优待”常让我坐立不安，我总是和叔、弟聊上几句，再端起碗转进灶台跟和婶子她们絮叨絮叨。也请过她们上桌，而向来都是“已经吃好了”并很快地三五口就喝净了余下的半碗。
她们本就不丰盛的饭食又让我搅得不能安心享用，令人更加不安，还是入乡随俗吧。
饭后立在门外，望着西山余晖中缭绕的炊烟，偶尔远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那是去镇上或县里的人回家的急切和盼望。
忽然，有脚步声从院墙后面传来，悉悉簌簌的声音直到对面的土路上。
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从暗处晃入我身边昏黄的灯光中。高的是后面大营伯家的儿子玉生，那矮的是谁？应是个女的，弓着腰，佝偻着背，走路跛的厉害，看不真切。
二人慢慢的上了西边那道坡，隐没在最后一片黑红的暮色中。
我回屋随口对婶子说，“刚才看见玉生了，身边还有个腿脚不利索的女的”。
“哦，那是他媳妇儿彩英，他们晚上来他爸妈这边吃饭，吃完再回自己家去”。
我想想这个名字，依稀有一点点印象，“她腿怎么了？”
“没嫁过来的时候，在麦地里踩着麦茬儿，给扎伤了，一直没怎么好，她爹急着收彩礼，也不想多花钱瞧病。玉生家又穷，正好多少出些钱就嫁过来了，他们家也舍不得出钱看，伤口一直发炎流脓水，走路慢慢就这样了，怕是骨头也发炎了吧！”
婶子说着，顺手把锅里的洗碗水端到院外，“哗——”的一声泼在了地上。
就着墙上昏黄的灯光，那滩水渍顺着墙外的缓坡渐渐四散开去，奇形怪状的扩散生长，终于泅进在冬夜冰冷的冻土里了。
我回乡的次数极少，印象中只见过彩英一次。
那年还是初夏，她穿着碎花布衫子，在屋后的井前闪过。黑红的脸庞儿，眉眼算不上俊秀，有着乡里姑娘结实的身架和顺从隐忍的目光；头发很好，又黑又粗的麻花辫乌亮亮的闪在脑后，想必那时已和玉生订婚了吧。
夜里的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我一面回想方才一瘸一拐的背影，一面裹紧大衣缩着脖子回屋去。
“当——当——”座钟敲响了七下，天黑透了，整个村庄都沉寂不语。
偶尔，不知哪家的几声狗吠隔着院墙传过来，黑暗中，火光一明一暗，那是二叔在檐下吸自制的烟叶。
又一个初夏，我回到故乡。
二叔二婶还是老样子，二奶奶更老了，背更驼了，坐在灶台边的矮凳子上烧饭，一把柴草填进灶堂，浓浓的青烟滚滚而出，我几乎看不到她了。待烟散去些，依稀看到她的脸被突然旺起来的火苗映得通红。
吃饭的时候，我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起彩英，不知她的脚怎样了？我轻描淡写地向二叔问起。
“小腿锯了，”二叔夹起一筷子炒萝卜丝咯吱咯吱地嚼着。
“伤口伤到骨头里了，整个脚都是黑的。去县医院看，说得锯，不然骨头坏死了更麻烦，县医院锯不了，又跑到市里看，市医院说，再拿十万块，包管医好！哼！十万？！”
二叔低下头，猛地喝了两大口面汤，“她过门也没花这么多！好歹算是给锯了，本想换假肢，又是好几万，谁给她出？一分钱的活也干不了，废人！”
古老的座钟不紧不慢的“嘀嗒”作响，几只飞蛾子没头没脑地撞向灯泡，发出“叮叮”地碰撞声，翅膀在钨丝的映射下在屋里闪着明暗不一的影子。昏暗的灯光中，方桌上的大肚弥勒佛幻化着奇怪的笑容，
我的脊背阵阵发凉。
第二天清早，晨雾还未散去，就远远看到玉生和彩英从西边的土坡上下来回这边吃饭。
彩英拄着双拐，左脚空荡荡的裤管下伸出一根粗陋的木棍。她低着头，佝偻着腰，先前的麻花辫子不见了，一团乱糟糟的短发扫在肩上，又遮住了脸，原本鲜艳的红布衫子不知多少日没浆洗，油污不堪地盖住一条肥大的黑裤。
她一脚一棍的在田间坑洼的土路上艰难地挪动，玉生背着手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慢慢地晃悠，走上十几步才回头望一下，见她仍用力地跟着，也就继续前行了，有时觉得她落下一段，便立在树下等着，待她离自己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方又扭回身顾自走去了。
麦田已经微微泛黄，墙角的刺梅花开出一片粉白。
一棵没有发芽的榆树斜在一边，陈年的树干和彩英裤管下的一个颜色。
我回到灶台前，二奶奶正在择菜。
“那彩英的腿就这么锯了？”我冲着二奶奶说，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不锯咋办？就这，年头里还给大营家添了个小妞，白天一家子都下地去了，她是个瘸子，万一来个人也看不住门儿，就只能天天给锁到家里头，瘸着腿还得在房顶上剥玉米穗子。她娘来看她，娘儿俩隔着门儿哭，哭哭说说老半天，她娘给她提的一篮子枣花馍也只得先放到我这儿，你都不知道老婆儿哭成啥，唉......”
我无法想象脚上带着久不痊愈的伤口的彩英是怎样捱过这一日日的晦暗不堪的，更难以想象她又如何拖着残腿，怀胎十月并完成分娩，独自带着孩子被锁在那方破败不堪的小院中继续凄凉无望的生活。
她和我差不多大，远远望去，完全是一个形容苍老、面色憔悴的农妇。
春节刚过，婶子来城里看我们，顺便带些自制的面点和柴鸡蛋。
一颗颗小小的光洁的鸡蛋，盛在搪瓷盆里，散发着柔柔的暖光。我一面把鸡蛋挨个儿码进冰箱的盒子里，一面随口问婶子，“那大营伯家的彩英怎样了？”
“死了。”婶子把两颗鸡蛋递给我。
“死了？！”
“年头里死的，骨癌，腿是锯了，骨头早就不中用了。去年年底已经下不来床了，浑身都发黑了，活着也是遭罪。”
“她那小姑娘呢？还不到两岁吧？”鸡蛋在手里冷得象坨冰，我赶紧放下它。
“哪有两岁，才整一岁！玉生把那小妞送回彩英她娘家，说是都要下地没人看，你想他会要？等收完麦，又准备再寻一家了。”
婶子把带来的枣花馍一个个摆在案板上。
蝴蝶的，桃花的，元宝的，暗红的枣子嵌在蒸得白亮的面里，象雪中的梅花瓣，那年彩英娘捎给她的也应是这个样子的吧？
家家户户门口的对联仍然鲜艳夺目，除旧迎新的喧嚣渐渐远去。
爆过的大红色的炮衣散了一地，在未化完的雪中晕染成一团团深浅不一的粉红，桃红，绛红，车辆行人来来往往，又将它们和着泥水碾成红黑一片的污浊，就和最后一次看见彩英身上的红布衫子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