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部长清华校庆时在清华经管学院上的演讲被微博上很多人从不同角度争论过了，我先就这个演讲做一个读书笔记，看楼部长主要观点都是什么。演讲分一个绪论和四个主要部分。
绪论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按：财政部长讲“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似乎超出了本职工作的范畴。但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其他的内容看看就好，这个关系要一定注意。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按：这是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角度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进行区分。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以后还会减少。第三是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按：“三期”中的两期，本文主题说的是结构调整期。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按：楼部长在这里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滑入的途径。简而言之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工资提高较快，资本质量难以得到提升，导致经济无法向价值链更高端进行跃升。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按：楼部长所说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核心只有两条：一、工资（V）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样才有可能为资本（C）的快速积累，进而向产业链高端跃升创造条件；二、加强政府的再分配。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按：这里主要说的是时间紧迫。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各级财政大量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按：第一点说的是三农领域的改革。目的是释放农业劳动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
按：第二点说的是户籍改革，目的是为了增强劳动力流动性。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
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按：第三点说的是城镇化政策。核心目的还是促进劳动力流动。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按：第四点说的是社保改革。捎带说了一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改革。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最后说了两个难题。去杠杆化其实和本文主题无关，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改革力度问题，特别是涉及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系改革的问题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