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事件上的立场及其影响
【摘要】：熙宁二年，36岁的苏轼服丁忧服满回朝。然而，此时正值壮年的苏轼却遇上了有生以来第一场政治风暴——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名的改革之一。然而，对于这次改革的影响，却鲜有人知，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场变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是因为变法的双方中，革新派王安石与保守派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是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名人，故此，大众很难像评价商鞅变法、戊戌变法一样简单地评价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在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到底如何也是大众所不详知的。尤其是当这场变法最终收场时，苏轼并未意识到，他将因为这场历经八年的变法而影响整个中国的历史。
【关键词】：变法；王安石；党争；治国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及与苏轼的关系
苏轼是何时踏入政坛的？据史载应该是嘉祐五年，即苏轼25岁那年。但事实上，在熙宁二年前，即苏轼34岁前，苏轼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政治新手。直到王安石当政，苏轼作为大理评事，参加政务，这时的苏轼在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才开始逐渐显现。
苏轼政治生涯的黄金时间，应该是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公元1069年至公元1076年）间的八年。而这八年正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八年。在这八年中，苏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这八年，让苏轼的后半生最终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还是这八年，让苏轼留下了铮铮铁骨的美名。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复杂。北宋初年，统治者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大量农民沦为佃户。富贵者蓄有大量的田地而不用交税，贫穷者则负担沉重。连年的天灾又进一步加剧了百姓苦难，各地农民不断。另外，北宋拥有大量的和士兵。为了巩固皇权，北宋采取分化事权，设置许多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分管政务、军务和财务。每个高级都有大量幕僚，这时的北宋闲官极多。为了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以及抵御农民，北宋招募了大量的。大量的和导致的财政收入锐减。正是这些背景引发了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见《宋史·王安石传》）
由此可见，王安石改革酝酿于熙宁一年。此时的宋神宗正急于做出一番事业使自己青史留名。而王安石也正想实现自己的改革大志，恢复祖宗之法。可以说他和宋神宗一拍即合。 于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二、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立场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立场是明确的，苏轼是朝廷中第一个上书反对变法的，并在变法中保持了一贯的立场。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法律。即法律之变将成为革新派和保守派纷争的焦点。
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新法。
新法的主要组成核心是市易法和保甲法。
市易法，即由设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并在市场缺货时卖出。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每年纳息二分。此举增加了了财政收入。
保甲法，即每五家组一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此举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我们知道，这两部核心新法的推行都很晚，主要原因就是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在开始准备新法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苏轼。 《宋史·苏轼传》记载，“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这是苏轼首次表达了对变法的反对。也正是这次反对，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苏轼至神宗的议表中，有如下一段话：“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现在的变法派希望恢复古法，殊不知古法远远不如今法，今法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古法。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变法的强烈反对。在苏轼看来，变法属于“强而复之”，“难为力”，而变法者更是“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
苏轼认为，变法属于强行恢复古法，而事实上，古法远不如今法。朝廷使用现法比使用祖宗之法时获得了更多的成就。而变法所包括的比如重德行、取策论等等只不过是劳民伤财的掩饰之词而已。王安石变法的实际目的只不过是通过劳损民力来补充国库之虚。
同样的，对于国家大事，苏轼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其意就是：治理国家只需要让道德风俗良好，和国库是否充盈无多大关系。
对于苏轼的观点，客观地看显然有较明显的缺陷。原因就是国家的强盛与否，固然和其
道德风俗有重大关系，但不可否认，国库经济也是决定国家强盛的重要因素。至少，国库空虚会导致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地方，甚至导致在国家混乱时无法补助灾民。所以无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仅看当下，国库空虚都对国家政局稳定不利。 因为苏轼的反对，随后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等在内的诸多名臣重臣以及朝廷新秀纷纷表示反对变法，新政就此几乎夭折。
事实上，苏轼所代表的保守派和王安石所代表的革新派两者争锋的焦点问题正是国库经济。革新派认为，当务之急是让国库充实起来；保守派则认为，一个国家的财产总量有限，国库里的钱变多，那么老百姓所拥有的钱就会相应减少，所以无论怎样使国库充实，最后的结果都是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后的中国的影响
在以苏轼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击下，王安石变法随着王安石退隐金陵而结束。
然而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后续影响才刚刚开始。苏轼的万言表引起了众人对变法的群起而攻之；众人的反对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变法的失败使之后的北宋陷入了元丰、元佑两党党争中；党争之祸又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故可以这么说：正是苏轼对变法的反对，间接加速甚至导致了北宋崩溃并最终走向灭亡。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王安石的新政在苏轼等派的冲击下无法得到实行，许多地区开始自行解释法律，贪官污吏随意解释法律，欺压百姓。即使有利民措施，如青苗法，也不按规定让百姓自愿决定是否贷款，而是强逼百姓贷款，并且肆意提高税率，甚至连中农富农也不堪忍受。
另外，革新派保守派交替得势，使得政坛指向变化无常。特别是在熙宁七年、熙宁八年这两年内，两派交替得势三次，百姓也不得不经历新法的颁布、废除，然后再次颁布等过程折腾，使得民怨迅速上升。
其实，我们说，如果在当时，让革新派和保守派随便哪一派单独执政，国家都不至于陷入混乱，也不会民怨沸腾。一方面，若没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得以顺利推行新法，那么革新派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就能得到实现，百姓的生活也能以此获得到善。另一方面，若没有革新派的变法，就以当时的法律和社会情况，让那些颇有名望的保守派老臣和年轻气盛的新秀共同执政，国家也不会这么快走向灭亡。
但当苏轼等保守派决意阻挠王安石变法后，中原大地陷入了混乱。为求平安，当政的司马光将王安石时期收复的江山拱手让给西夏。随后，宋哲宗年间，尚未熄灭的变法之争又愈演愈烈，支持变法者为“元丰党人”，反对者为“元佑党人”，两派继续争斗，党争之祸较王安石当政时期更加严重，整个中国陷入了党争危机 那时的苏轼并没有意识到，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包袱，自己的国家反而陷入民不聊生的状态，党派政治占据议事主题，无力平衡政党。为了赢得党争，为了追求各自对国富民安的理解和理想，苏轼和王安石这对政治对手不约而同牺牲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对百姓来说，生活的安稳远重于治国之争。如果你要夺走百姓安居乐业的权利，即使你的目标很崇高，百姓也不会认可你（比如强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假使你的行为顺应民心，但是你选择的时机不对，你也未必为百姓做了好事（比如苏轼因反对变法导致了党争，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我们说，党争者的存在与苏轼脱不了干系。当中原大地被北方异族的铁蹄践踏时，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在国家危难时仍痴迷于党派政治的党争者。可悲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举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而是依旧孜孜追求着前辈王安石和苏轼所未完成或未完全完成的理想。
【总结】：客观地评价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立场及其影响，我们说苏轼的所作所为都是照着自己心中的治国蓝图所为，为了百姓的利益所为，而非为了一己之私。然而，如果没有苏轼对新法的反对，保守派或许不会如此疯狂地阻挠革新派的正常执政，北宋末年的党争之祸也不会如此严重，北宋或许就能免受灭亡之灾。我们要肯定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上的积极思想，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在变法事件上的负面作用。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事件上的影响告诉我们：治国，和远比争重要。这点值得当政者思考。
【引用书目】：《宋史·王安石传》 《宋史·苏轼传》 《苏东坡传》（林语堂 著）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 著）
2012/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