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思想对其外交影响的再解读

摘 要：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美国例外论思想包括：榜样论和使命论。榜样论促使美国形成了孤立主义的外交，使命论使美国形成了干涉主义外交。近年来，研究者指出，“天定命运”的说法更能很好地诠释美国例外论思想。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就秉持着这一“天定命运”的思想，采取了国际主义的外交而非孤立主义外交。

关键词：美国例外论思想；天定命运；国际主义；美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2013）15-0023-02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例外论思想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角色的定位，影响美国的对外。早期，学者认为美国例外论思想分为：榜样论和使命论。榜样论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定的特殊民族。因此，美国应致力于构建世界自由民主，做好世界的榜样，而不愿过多干涉国际事务。榜样论具体表现就是早期的孤立主义外交。使命论则认为：美国担负着上帝赋予的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将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主动参与到世界事务中的神圣使命。然而，许多美国学者在最新的研究中认为不应将例外论思想二元化，“天定命运”的概念更能清楚地解释美国例外论思想；而单边国际主义比孤立主义或国际主义更能准确诠释美国外交。本文基于对美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梳理，对美国例外论思想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进行再解

读。

美国例外论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的两种思想：美国作为宗教榜样的宗教改革思想以及美国作为世界政治先驱的启蒙思想[1]。新教力量与18世纪中叶、18世纪末的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国家认同，产生了例外论思想。这一思想一直激励着美国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追溯榜样论和使命论的宗教和政治来源，这两种思想实际上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在《圣经》里，美洲并非希望之城，是清教徒定居者自己将美洲看作希望之城。如清教徒领袖温斯洛普在著名的《博爱的典范》中告诫他的追随者：“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2]。因此，北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欧洲新开始的适合的场所。清教徒们在荒原里创造了一个被改造过的教国家的运作模式。德博拉·马德森认为，温斯洛普的追随者们为了躲避而建立了“新耶路撒冷”，同时又希望能够回到“被改造过的埃及”，去发动一场“抵制大西洋对岸的行动”[3]。清教徒们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新，成为旧世界的榜样，承担起改变欧洲的责任。弗吉尼亚州的英国圣公会教徒将北美这片土地视为“上帝选择英格兰的延伸”而不是与祖国隔离的一块土地[4]。由此可见，早期殖民者并不奉行孤立主义。正如学者佩里·米勒指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不是“那些遭受的分离派留在满是石块的海岸上的遗址，

而是教徒们有组织有计划的任务行动，准备从侧面向旧世界里的教国家进攻”[5]。因此，清教徒的使命并没有和旧世界隔离开来。他们将自己视为传播和重塑欧洲（英国）文明，而不是逃避这一文明的使者。

使命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教徒和北美的宗教建立时期。恩斯特·图弗森认为美国使命论的起源归结于千禧年主义。千禧年主义的观点认为：宗教带来了正义战胜的一系列胜利，包括美洲的发现和美国的爆发，这些事件被视为是上帝赐予的使命感。正如约翰·杰1777年所说，美国人是上帝青睐的第一人，上帝使他们能够理性选择国家的形式。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代表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是一个为了提升人类精神而诉诸武力的国家。研究者们将天定命运理解为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主要动力，这一动力导致美国的扩张以及对其他国家事务的介入，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海外，以期帮助其他国家成为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都有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潜力，他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宗教和政治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国例外者的形象，使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楷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外交。

为了赢得，美国与法国结盟，但这个新生的理想共和国拒绝传统外交和权利政治，孤立主义成为他的策略性选择。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要求美国永不结盟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说告诫公众结盟的危害被看成是19世纪门罗主义出现前，早

期美国外交形成的有力论据。c·凡·沃德沃认为：美国可以是孤立主义者，因为它享受了“自由的安全”和自由的土地，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无辜的国家，能够获得自由和赦免，而其他国家却需要诉求于武力”[6]。“自由的安全”这一观点很自然和美国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这一假设结合在一起，用来反对美国成为一个扩张性的国家。然而，这一孤立主义的论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美国在19世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张，同时又宣称奉行孤立主义。美西战争是这个崇尚孤立主义的共和国最反常的举动，这一行为与他们推崇的美国本身是崇尚和平和正义的例外主义思想相反。实质上，孤立主义外交主要针对美国对欧洲的外交关系而言，并未涉及美国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洲的外交关系。如果将美国在北美上的土地扩张看成是属于国内范畴的例外扩张，而不是外交，那么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天定命运”的一种表现。

总之，美西战争的土地兼并被看作是“国内”事件（因此证明了孤立主义理论），让人们相信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只是美国未来版图的一部分，只有跨越大西洋的才能称作外交。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天定命运说和美国例外论。但这种观点存在两种矛盾：第一，他并没有将欧洲在美洲和加勒比海拥有殖民地考虑进去，因此，这些掠夺土地事实上也是一种干涉欧洲事务的表现。第二，这种论据会让人将扩张和扩张主义变成一个关于树立榜样或鼓励的国家或人民在欧洲权利的行为下，不去寻求帝国主义

拥有的解释，而不去考虑美国印第安人的清洗，美墨战争和觊觎古巴。19世纪美国的扩张以及推行扩张主义，与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强权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后来美国帝国主义的经历一脉相承。现在，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孤立主义”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美国早期外交。以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的改良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从建国开始就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并不寻求与世界隔离[7]。19世纪的扩张，以及这一行为背后的思想——西方或定居者/开拓者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帝国的过程，这段历史必须归为美国外交而不是国内。

事实上，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成为一个横跨北美的帝国。赢得在西半球至高无上的权利，为其在20世纪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扩张主义即受美国例外论思想所驱动。许多美国人将他们对半个墨西哥的掳取看成是他们价值观道德证明的体现。因此，美墨战争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不是征服战争—是道德例外论。这种观点认为美西战争是美国“帝国”的开始而不是帝国发展的顶点，否定了18年美西战争前美国外交孤立主义的论点。美西战争期间，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在关于如何处理菲律宾问题上的辩论上就曾说过，对美国来说帝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因为美国已经为这一行为练习了一百多年了。

美国例外论思想促成了美国国际主义的单边行为特征的形成。这

一思想使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权利，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利，代表着所有人类去获得自由的特殊使命，即形成了例外主义论。因此，美国从共和国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渴望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的积极参与者。所以，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榜样论和使命论对美国外交的解释也和事实不符。 参考文献：

[1]zuckert， michael p.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m].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6.

[2]bozeman， theodore dwight.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reconsidered[m]. new england quarterly，1986，59 （2）： 231-51. [3]madsen， debora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m].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8：16.

[4]stephanson， 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m]. new york： hill & wang.1995：4.

[5]miller， perry.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j].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1953，10 （1）： 14. [6]woodward， c. vann. 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0， 66 （1）： 1-19. [7]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