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何绪军，王银田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度减少，为恢复发展四川经济，推出移民实川。大量湖广地区的移民 迁入四川，远离故土，面对陌生环境，他们自发组成移民团体——会馆。会馆自成立开始一直致力于整合湖广移民 社会内部，后期又积极展开同土著和其它移民团体交流与融合，同时还和地方形成了良性互动。它的产生和发 展是清代集权加强与基层社会自我管理机制不断建立与完善的结果。 关键词：清代；四川；湖广会馆；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Ｆ＂／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３３２（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３—０８ 不足５％。＿８］７ 蓝勇教授利用有明确数据统计的几个 一、湖广会馆的产生 州县的资料，分析清初四川地区土著居民数量得出 平均占比仅为３３％。人丁稀少，土地也不多，顺治 十八年（１６６１），全省耕地面积只有１１８．８万亩，只 及万历年间的８．８％。四川地方财政也严重不足， （一）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社会动荡。人口锐减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连年战争，社会混乱，除了张 献忠五次人川，又有残明军抗清，还有三藩之乱等。 直到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三藩之乱平定后，才结束了 以至于清初需要从外省调拨银两进行支援，显然这 对于清朝财政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８］ 据上可见，四 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间的战乱使得四川地 区人口损失严重，以致清初“丁户稀若晨星”… 如 温江县（今四川温江县）“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 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 ２ Ｊ】 安县（今 四川安县）“尽成荒土，鲜有居民。” ｎ 资州经过明 清之际的战乱，居民“孑遗无几。”［４＿６ 太平（今四川 川地区受到战乱破坏之严重。 四川虽经历了如此重创，但其在全国所处的地 位仍然举足轻重。康熙曾说：“云南四川等处，俱系 边疆，殊为紧要。”＿９ 鲫清认识到四川地位之重 要，在应对叛乱时还特意挑选优秀得力的前往 任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上谕明确提到“四川关系 万源市）“经明季兵燹之余，遗黎播迁殆尽。”ｌ５ Ｊ 金 ｊ堂县（今四川金堂县）“遭祸尤惨。兵燹之余，居民 靡有孑遗，即间有以土著称者，亦不能尽道先代之轶 重要，新经恢复，宜简任素有谋勇之人。”¨０］ ＂除了 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四川地区在经济上也是极富 盛名，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明代万历初 事，且为数寥寥。” ６Ｊ２ 严如熘的《三省山内边防论》 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居其 五。’’［ ］２９Ｉ 年，成都平原地区“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 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Ｉ＿ 就连向称贫瘠的 川南荣县，明后期也出现了“井田阡陌，连封数十 里” １ ２＿ 的大户。可见明代四川地区的农业面貌已 《中国移民史》推测清初川东地区的土著居民 作者简介：何绪军（１９９２一），男，四川营山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 史地理学；王银田（１９５７一），男，山西大同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所教授．研究 方向：汉唐考古、辽宋金考古、博物馆学。 ２３ 《＿一峡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３１２期 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正是由于四川在全事、经济地位中的重要 性，所以清面对已经破败的四川必须采取挽救 性措施。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当时四川社会的 恢复和发展需要，为了弥补战乱造成的人口巨大损 耗，清实施了长达近百年的移民实川，这便 是历史上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二）移民实川 大量移民的涌人，也迫使出台相应的应对 措施，在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规定“凡外省新旧流民 俱编入册籍。”¨】。Ⅲ５ 到康熙十年（１６７１）时则规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垦者，准其人籍。”［】 Ｊ２０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鉴于ＪｌＩ省民少而多荒地，凡 他省移民在川Ｉ居住者“即准其子弟人籍考 试”。 ４＿ 五十一年（１７１２）议定，嗣后编审人丁按 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丁册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 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ｌｌ５ｉ５０ 优惠的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移民前往，同时 其移民迁出地本身的生存环境也迫使移民迁出，这 正是人口学中的“推挽式”假说。¨ 该理论认为人 口的迁移主要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原居住地经 济环境趋于恶劣，那么人们便会被排挤，进而被推向 另一个有着优惠的地区。四川地区在清初时大 量湖广人口的迁入，正好是这一模式的最好诠释。 湖广向为我国粮仓，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赞 誉，也正是因为如此，引来了大量人口的垦殖，但到 后期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突出，且赋税较高，一些贫 民生计难以维系基本生活。吴氏人川祖吴玉贤曾说 “因田税年年巨整难完，只得弃楚人蜀。”且经过明 清战乱，湖广等地也是“城无完堞，世遍蓬 蒿” ］ ∞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埔］ 。 推拉势力共同作用下，移民入川的浪潮一直持 续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时问跨度百余年。严如煜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记载“扶老携幼，千百为群， 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 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 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掾，上复茅草，仅 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 渐次筑屋数板，否则仍徙它处。” １ ９］ 。。 这些移民多 ２４ 来自两湖及广东、江西一带，陕西也有部分迁入。大 量移民人川，充实了因战乱而损耗的人口，四川Ｉ地区 的人口再增长明显。蓝勇统计了四川各地区移民所 占比重， ０ｌ 通过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清代四川各分 区乃至全省，移民所占比重非常之大，尤其是楚地即 湖广地区移民所占比重更是超过其它地方来的移 民。这些不同省份的移民进人四川后，因为语言、习 俗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交流存在一定困 难。语言方面“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 一意义之俗语，各处发音不同。”＿２Ｉｌ 除了语言的不 统一外，来川各省民众还保持着原籍的风俗习惯， “操土音而循故俗，从宜异习，纠纷不能齐者，其势 然也。”［２２］ （三）会馆的出现 这种移民与移民之问的差异，以及移民与土著 居民的差异，使得到四川的湖广移民相互之间需要 一种信任和依赖，希望有一种同乡组织把大家凝聚 在一起，在心理慰藉的同时也为来川的本籍移民提 供生产和生活上的帮助。在这种互帮互助活动中， 大家渐渐认识到同乡间集体力量的强大，进而强化 了移民间这种同籍合作的观念，因此大家捐资建立 移民会馆便水到渠成，并且在会馆中祭祀原来本籍 的地方乡土神。 ３ ｌ‘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 往醉为公产建立庙会，各祀其乡之神望。” ｚ４ 除了 称之为“庙会”的，也有称作其它的，“或名日‘庙’， 或名日‘宫’，或名日‘祠’，通称会馆。” ５＿埽 关于四川地区所建会馆的情况，蓝勇在其《西 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以及《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 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均有论述，并整理了 清代Ｉ￣ｔＪ，ｌ会馆统计数据，ｌ２ 由其统计可知，在清 代四川地区的移民会馆中，不管是分地区（川西南 地区除外）还是全省而言，湖广移民会馆所占比重 都最大。湖广会馆所占比重和上文中湖广移民所占 比重完全相符，也进一步证实了此数据的可靠性和 科学性。四川地区湖广移民会馆数量众多，在移民 社会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在湖广移民群 体内部起着整合作用，而且在同外部社会的交往中， 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与地方也进行 良性的权利互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县下基层社会 矛盾调解机构。 二、湖广会馆在移民社会中的角色转换 湖广移民会馆有着多种称谓，其中以禹王宫为 多，也有简称为“楚馆”的，其它还有寿佛寺、湖广 馆、湖广会馆、两湖公所、湖北馆、湖南馆等名 称。［２０］５０８本文中所取湖广会馆资料以“禹王宫”为 主。会馆建立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同一迁出地移民自 身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借祭祀原居地乡土神来寄托 对故乡的思念。 （一）会馆对于移民社会内部的整合 会馆将原籍乡土神作为整合同乡移民的纽带， 并建立了以乡土神为中心的会馆，“以联乡谊，即供 土神以隆报享” ＪＪ 。自从移民会馆产生之后，“每 届春秋，令乡节人，少长成集，泯南北之畛域，叙水木 之本源，并回思缔造艰难，务期有基勿坏，上以妥神 灵，下以敦乡谊。”【２７ 湖广会馆这种组织不仅为移 民的故土文化创造了一个保存环境，而且定期的集 会又使得“本源”的概念得到重复性的提醒，因而让 本地区湖广移民团体的集体记忆得以延续。其中提 到的“泯南北之畛域”是针对湖广移民内部，要消除 内部的小地域隔阂，其实是湖广会馆的内部整合功 能的体现。［２ ］７ 通过这种内部整合功能使得湖广移 民社会内部凝聚力得到提炼和强化。 关于湖广会馆在寄托乡愁，心里安慰方面作用 的记载，在清代四川地区的方志中非常多见，如宣汉 县（今四川宣汉县）“楚人之居蜀者，则特奉禹王神 像，建庙崇祀称之日‘湖广会馆’……岁时伏腊会集 其中，以联祭梓之情，而慰异乡之感，又恐人心不齐， 或有相欺相许者呼诸神明以为凭然，皆各以其乡之 神而祀之。”［２９１８６ｂ 会馆作为一种移民社会的组织，在移民社会群 体中其本身就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还是需要通 过一些仪式性活动将这种凝聚作用外化。比如说定 期举办的迎神赛会，湖广会馆一般将庆典日子定在 正月十三，如大竹（今四川大竹县）“湖广会馆，岁正 月十三及六月六日致祭。”ｌ３ ０ｌ弱 盐源（今四ＪｌＩ盐源 县）“十三，禹王宫大烛会。” １Ｊ％潼南（今重庆潼南 清代ｌ￣Ｊｌｌ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区）“是月（正月）十三称禹王生日，湖广来侨之民演 戏剧而祀。”￣３２１５３ａ同时仪式的定期举行有助于保持 湖广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建禹王宫于东关之外， 岁时祭享，无忘明德。”［ 。 明 除开定期的节日活动外，会馆还建义学，满足同 乡人士后代的求学科举要求，如夔州府（今四川Ｉ、重 庆两省市万源、达州、梁平等地）“东里温塘井禹王 宫内，义学一所，每年延师束修，钱五十千文，绅士胡 洪达、彭厚载二人管理”。“东里榨井坝禹王宫内，义 学一所，每年延师，束修钱五十千文，绅士吴大勋、章 元亮、张翠山三人管理。” ］】％不仅在会馆内设立义 学，还设置专人管理，可见其管理制度较为完备。一 些地方也设置了书院或学堂，如遂宁（今四川遂宁市） “宝善书院，在城内禹王宫，楚人自设，故名。” 鲫 涪 陵（今重庆涪陵区）“长坝场禹王宫公立高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陈荣之创设。”［３ ¨％荣县（今ｌ￣ｌＪｌｌ荣县） “禹王宫，乾隆三十年建，有学堂。” 由此可见，湖广会馆不仅能通过节庆活动增进 同乡之间的凝聚力，而且能够通过兴办学堂、学校使 移民子女接受教育，实现由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实现 移民在四川社会的阶层流动。 窦季良编著的《同乡组织之研究》对于会馆功 能的转化，进行了总结。“会馆旧的功能主要包括 丧葬、公祭、公庆、公宴、康乐、医疗、济贫、教育，托事 以及职业介绍，纠纷（纠纷包括同乡之间的纠纷以 及同乡与外乡人的纠纷）调解权益维护等项 目。”＿３ 会馆作为一种以家乡观念为纽带而建立的 组织，它首先应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集中表现，通过这 种组织在异域的移民社会中明确了本团体的社会地 位，同时也借助会馆展开同土著文化以及别的地域 文化的对等交流。［ ］ （二）会馆与外部移民社会的交流、整合 初到四川，湖广移民势单力薄，需要借助会馆立 足，增进移民团体的凝聚力。当发生同土著居民以 及其它移民之间的矛盾，而自身又无法解决时，湖广 会馆便发挥了它沟通、调解的作用。 １．同当地土著居民 清代，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到四川，他们不仅在城 镇，也深入农村。由于这些外来移民多数将经济利 ２５ 《三峡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３１２期 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同土 著居民的矛盾。 盯土著居民同湖广移民之矛盾在 清代史籍中多有记载，而湖广移民占四）ｑ＃ｌ－来移民 的多数，因此纷争矛盾更是难免，“川省遂大半皆秦 楚之民杂处，因而欺隐侵夺，纷争告诘，遂无已 时”。＿４０］ 。如《清文献通考》载：“湖广人川之人每与 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 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ｌ４ｌｌ 拍。此处 四川人应指四川地区的土著居民，为了逃避纳粮，只 得另谋他处。《隆昌县志》载原籍湖广的董子能应 朝廷的号召，前往四川垦殖，“携家人川，路过广安， 遇同乡友三十余人，悲啼一处，子能就问日：尔等生 来必得乐土安居矣，何尚仓皇失所如此？众告以报 垦斯土，已经栽插一年，忽被豪衿何某者霸占，欲将 我辈尽行驱逐，因此含冤未伸。”［４２１３２ａ－ｂ同乡人不可 能在如此环境中欺诈同乡人，故推测何某应是当地 土著，因此该事件应为一土著欺客的典型事例。 移民入川，不仅抢占了四川Ｉ地区的自然资源，也 抢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因朝廷新政，允许人川之 民人籍，且在川参加科举。“新政毕举，请弛客民人 籍之禁，谓土客相争，每客强土弱，而客民人籍应试， 又为土民把持，请土客一体考试，以泯畛域。”ｌ４ ３ｌ 科举名额上的纷争，使得不得不对移民地区的 科举取士作出调整。 郭沫若在其作品《童年》一文中，对自己的童年 生活有过生动的描述，其中便提及了自己所生活的 地方土客矛盾之尖锐。“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 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 籍总是遇事难的。”在地方性的事务上土著杨姓 与客籍相互争斗，比如说办学，客籍人办了一个学 堂，那么杨姓也会跟着办一个。还有“譬如我们发 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 卜 客籍与土著做事对着干，客籍人把土著人的悲惨遭 遇当做“大快人心”的事，这都可见当时土客矛盾之 尖锐，而在同土著势力斗争时，移民的个体力量微不 足道，那么移民会馆就自然而然的充当了移民团体 一方代言人的角色。 ２．同其它移民团体 除开土客之间的矛盾外，客客之间也存在着矛 ２６ 盾。雍正二年（１７２８）管承泽上奏“当时朋名伙垦， 原未分界址，今欲立户而相互争讼，甚而始为人田 种，久之窥目间主人荒余田地私行报垦，交相控 告。” 虽然会馆成立之初是以乡情为纽带的组 织，它的首要职能是同乡内部的整合，但是移民社会 发展到后期，会馆仅仅发挥其内部整合功能是显然 不够的。清代四川是移民集中区域，因此形成了 “县属风习，乡市显异”＿４６ ｌ的局面，因利益分配问 题所引发的各移民集团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因此 发展到后期，会馆组织便需要处理同其它移民团体 的关系，从而为构建整体的社会而努力。 会馆设立客长，总管日常事务。“客有客长，邑 之商贾湖广、江西二省人居多，各照省立长。”［４７］１２ａ 除开“客长”的称呼外，还有称呼“值年”或“会首” 的，而四川本地的首领则称“乡约”。清代四川有 “麻乡约”的组织，推测可能是湖广麻城籍移民会馆 首领的称呼。¨４ ８ｌ 清后期多数会馆都出现了合作的迹象，通过会 馆之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移民社会外部的挑战。 当居民发生矛盾时，会馆客长会出面调停。如邛崃 县“客籍居久人多，建五省会馆，立五省客长……湖 广会馆在城隍庙前……号三楚公所，主祀夏禹王 ……凡铺户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五省客长，四街 街保评议是非。”＿４９Ｊ如 ‘街保”为乡里组织，而会长 是移民团体组织会馆的代言人，可见这两种不同性 质的组织在处理乡村社会的矛盾时正在趋向合作。 各省移民还会以会馆为单位共同组织、参与公 共事务。如德阳五省会馆在节庆时共同举行庆祝活 动，“立春先一日，迎春东郊。五省会馆各醵钱，扮 故事一台，名日社火。共五台，台各两人。” ０＿＂ 到 了中元节，“六省会馆各雇浮屠，设孟兰会，扮铁围 城，血河诸像，使礼佛者合掌唱佛偈绕行其中，谓之 破血河城。” 叫 还有如合作办学，金堂县（今四川金堂县）“安怀 书院，在县治东淮口镇，同治四年举人邓林，监生唐世 丰等协议创设，每年五省会馆各捐钱五千。 Ｉ＿ 邛崃 县（今四川邛崃市）“高场公立国民学校，清光绪三 十二年开办……设常年经费……五省会馆帮 款。”ｌ５ ］ｌ 奉节县（今重庆奉节县）“敬梓义学、东来 义学，在城内，二学系五省客长……等公设。” ５３ ＿除合作办学外，还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如绵阳 “育婴局有二，一系清光绪十六年州牧刘南任内创 始，开办仅四十名，局设城隍庙内，由城隍火神庙及五 省会馆分担。” Ｊ１“蓬州（今四川蓬安县）“一养济院地 基，系楚省各会首等，具禀捐施案存工房。”＿５５ 在清后期，随着各会馆为代表的移民团体彼此 交往的增多，四川各会馆逐渐趋向联合。在大竹县 原有楚、湘、粤、赣、闽五籍之人，开始时各建会馆，互 不统属，而到了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则设立“五馆公 所”，“立五馆公所，以团结之，公所职员由五馆举人 充当，地方公务即由公所职员各就本馆举人充当，藉 资联络，而昭平允。”［５ Ｊ】。。成立五馆公所之后，各省 间隔阂渐消除“成立五馆公所，省界畛域藉以消 融。” Ｊ５ 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开始也是会馆林 立，同样发展到后来总称为“七省会馆”，“所谓七省 会馆，是旧以客长轮总之，享荐各有其时焉。”＿５ ＢⅢ 经过长期的整合，移民社会呈现出比较融洽的 氛围。如时期的中江县（今四川中江县）“先至 者或态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互通婚姻，欢洽大和， 无复南人来土之患也。”＿５ ９＿ｎ 在清初大足县（今重庆 大足区）移民开始时也是各从其俗，但是到了后来 “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粤人遵用楚俗之变 例”。［６０］３３７ 经济利益一方面是移民团体矛盾产生的原因， 另一方面又是促成彼此走向合作与融合的动力。经 济与社会的力量无时不在削弱各种地缘组织原有的 畛域观念，共同的经济利益促成超地缘的业缘结合， 长期的全面接触促成土客、客客之间的社会同 化。 ６Ｉ＿“ 而移民会馆后期的彼此整合很大程度上便 是出于经济利益更大化的考虑。 （三）与权利互动 会馆的逐渐融合，不仅是移民社会内部和外部 的整合，到了清末，融合之后的会馆逐渐取代了 在县以下基层政区的行政管理职能ｏ［６２］３２９会馆的客 长与地方的团总、保甲一起构成了地方的县下治理 体系。当会馆的功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时， 会馆组织便会被统治者们所利用，将其作为维护自 己合法权益的统治工具。＿６ Ｊ１∞面对移民社会的复杂 清代四川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性和流动性，原有的封建管理收效甚微，而会馆 这一自发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组织，不但不会威胁 到统治，反而能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整合效力， 这种趋势在后期愈发的显著。不用额外的付出，却 能获得如此大的效益，这是当时所喜闻乐见的。 鉴于此，与湖广会馆的关系相处融洽，且逐渐实 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是体现在会馆对、行为的支持，而 以此途径获得支持，这也是会馆能够存在的前 提。四川巴县（今四川巴中市）有一名叫江宗海的 湖广人，因为声誉显著，他被推举为两湖会长，凭借 会长身份督办团练，“宗海治商有声誉，被推为两湖 客长，太平军兴蜀接湘鄂，亦汲汲谋防堵，宗海以客 长奉令督办川东团练。” 还如天全州（今四川天 全县）移民“客长”的权威十分重要，“凡有命案重件 ……客长权柄最大，胥吏往拿案犯，非客长同去不能 得手。”［４８］ 可见客长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 了地方官吏，成为乡村社会治安的主导力量。 其次，地方，尤其是原籍湖广但游宦四川的 地方也帮助会饴发展。荣县湖广会馆最初在城 东南隅，为雍正时期刘宗贤所创，乾隆中由武陵县令 曾承谟将会馆迁移到另一处，但是修建不及时，到嘉 庆七年（１８０２）楚人许源莅任时还未竣工。许源说： “公余率众乡人往谒之”，但见其“空殿数楹，香烟冷 落，阶前荆蔓丛生”，甚是寥落。八年（１８０３）春，许 源“捐俸为倡”，会馆终于得以落成。＿６ 同样的情 形也见达县（今四川达州市）的禹王宫，嘉庆年间， 该馆因“庙后楼过高”被下令拆除。道光初，楚籍县 令胡氏“目睹未完情形，力劝城乡。乡人踊跃输将， 汲汲动工”。同治年间，另有两位湖广籍知县先后 “劝募寄籍绅士，筹款募捐，培修之”。Ｌ２７】２ 在清代四 川地区修建湖广会馆时，多由当地做碑文记载 此事。如石柱厅同知王萦绪做“大禹庙碑 记” ”卜挖 、铜梁县县令韩清桂做“虎峰场禹庙碑 记”＿６ Ｊ７ 、渠县邑侯王蔺三做“琅琊场补修禹庙 碑记一首”。［ ］他“ 再次，地方官帮助修缮会馆不仅是因为部分官 员受乡情的驱使，更是出于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考 虑。如屏山县（今四川屏山县）的栗沱禹王宫，光绪 ２７ 《三峡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３１２期 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时知县张九章重修，一方面是鉴于 大禹是被列入官方正祀，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屏 山是少数民族地区，治理困难的缘故。修缮后的会 馆“每岁藉此作赏夷公所用，塞其耳目。因凭禹之 神灵，俾边氓共和，神奸不逢。”＿６９ Ｉ 这样一来，禹王 宫就由“私祀”变成了“官祀”。 地方官对会馆的祭祀和朝贺在其它地区也存 在，如越篙厅（今四川越西县）禹王宫“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重修，有碑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六月六 日，同知孙锵，率绅民行礼于此。” 。 从“国家”与 “地方”关系角度考虑，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在 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乡土神所具有的相对稳固的地域 性社会根基，从而使得地域性神祗的地位得以提升。 而另一方面，随着它们被纳入官方祭祀范围，政 府也得以在象征性层面上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 这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弱化了乡土神的地域色 彩，使其兼具超地域的可能。［７ｌ＿加 三、小结 湖广会馆是明末清初伴随湖广移民移居四川而 创设的，是湖广人士在移居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 它不同于一般的公馆或者商业性会馆，在正史中少 有论及，而在明清地方文献中则保存较为完整。 会馆作为民问自发性组织能够在不同时期调整 和转换自身的角色，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这 根源于会馆本身的属性以及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 从会馆本身而言，会馆的创立者们多把建立有序的 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的结果既可为自己 带来政治经济利益，也切合对社会稳定的愿望， 因而会馆的自发设立既具备了内驱力，又有外在的 合理、合法性。传统的封建社会管理，仅适用于 管辖安分守己的民众和户籍严明的稳定社会，且行 政的完善仅限于县级及其以上政区，县以下的 基层社会则要通过氏族、宗庙等势力来管理。这种 管理模式在一般情况下还能收效，但就当时的时代 背景看，明清之际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 社会管理机制不能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管 理出现了危机，同时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的社会 ２８ 人口流动又倒逼着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思考管理 社会的新的有效途径。［６２１３４７ 此时，地域性的会馆成为对流动人口实行有效 管理的最佳社会组织。它不仅仅能凝聚同乡情谊， 整合同乡移民内部，而且能够整合本乡民众同土著 以及其它移民团体之间的矛盾，甚或逐渐担当起基 层管理者的角色。 总而言之，湖广会馆是伴随明末清初移民浪潮 而产生的特殊社会组织，它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不 可或缺的“调节器”角色，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变迁 和演进程度的表征。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包含了 移民团体、封建官绅、商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对变迁 社会的逐渐适应，也见证了基层有序社会的自觉构 建以及政权之外的自立自治精神的逐步形成。 注释： ［１］《四川通志・户口》（卷五上），《文津阁四库全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 ［２］《温江县志・民政・户口》（卷三），温江县图书馆藏本， １９２１年。 ［３］《安县志・食货・户口》（卷二十六），石印本，１９３３年。 ［４ Ｊ《资州直隶州志・食货志・户口》（卷七），《上海图书 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 １年。 ［５］《太平县志・户口》（卷三），光绪十几年（１８９３）刻 本。 ［６］《金堂县续志・食货志・户口》（卷三），１９２１年。 ［７］（清）《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十三・山防・三省山内边防 论三・安流民》（卷八十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８］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９］（清）《东华录・康熙四十九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三编》（第九十六辑），文海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１０］（清）《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中国西南文献 丛书》（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１１］（明）王世性：《广志绎・西南诸省》（卷五），中华 书局，１９８１年。 ［１２］《嘉定府志・艺文志》（卷四十五），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刻本。 ［１３］（清）《文献通考・职役考》（卷二十一），王云五主 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１４］（清）《清通典・食货》（卷九），王云五主编：《万有 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 ［１５］（清）《文献通考・户口考》（卷十九），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１６］王笛：《走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１６４４—１９１０）》，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 ［１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１８］（清）《皇朝经世文编・户政九・垦荒与屯梳》（卷三 十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 ［１９］（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初 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２０］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２１］《安县志・礼俗・声音清浊》（卷五十六），石印本， １９３３年。 ［２２］（清）《乐至县志・地理志・风俗》（卷三），《中国西南 文献丛书》（第十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Ｏ０３年。 ［２３］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史研究》， 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２４］《富顺县志・坛庙》（卷四），１９２１年刻本。 ［２５］《大足县志・方舆下》（卷二），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２６］《重修什邡县志・礼俗・会馆主神》（卷七下），１９２９ 年重印。 ［２７］《达县志・礼俗门・庙祠・知县易崇阶重建禹王宫 序》（卷十），１９３８年铅印本。 ［２８］谭红主编：《四川移民史》，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 ［２９］（清）《城口厅志・艺文志・禹王碑记》（卷二十），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刻本。 ［３０］《大竹县志・祠祀志》（卷三），成文出版社，１７９６年。 ［３１］（清）《盐源县志・风俗》（卷十一），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刻本。 ［３２］《潼南县志・杂记志第十・风俗》（卷六），１９１５年刻 本。 ［３３］（明）《内江县志・艺文志下》（卷四十八），《复旦 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３４］（清）《夔州府志・学校》（卷十七），《中国地方志 集成》，据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刻本影印。 ［３５］（清）《遂宁县志・学校》（卷二），光绪五年（１８７９） 清代四川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刻本。 ［３６］《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建置志・书院》（卷五），１９２８ 年铅印本。 ［３７］《荣县志・社祀》（卷十一），１９２９年刻本。 ［３８］窦季良编著：《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１９３６ 年。 ［３９】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２００３ 年。 ［４０］《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 辑），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８年。 ［４１］（清）《文献通考・田赋二》（卷二），王云五主编：《万 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４２］《隆昌县志・艺文・传》（卷三十六），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刻本。 ［４３］《绵阳县志・人物》（卷七），１９３２年刻本。 ［４４］杨芳选编：《郭沫若作品精选・我的童年》，长江文 艺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４５］《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第九 辑），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８年。 ［４６］《重修广元县志稿・礼俗志二・风俗》（第四编第十 五卷），１９４０年铅印本。 ［４７］《峨眉县志・保甲》（卷三），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刻 本。 ［４８］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４９］《邛崃县志・建置志上・庙祀篇四》（卷二），１９２２年 铅印本。 ［５ｏ］《德阳县志・风俗》（卷十／ｋ），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刻本。 ［５１］《续金堂县志・政事部上・学校志》（卷七），同治六 年（１８６７）刻本。其中“会”推断应为“费”。斗是 和市都是古代计量单位。岁修指每年有计划的维修。 ［５２］《邛崃县图志・学校志・国民学校》（卷四），１９２２年 铅印本。 ［５３］《奉节县志・学校》（卷十八），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刻本。 ［５４］《绵阳县志・建置・公署》（卷二），１９３２年。 ［５５］《蓬州志・艺文篇・洪运开养济院碑文》（卷十五）， 光绪二十七年（１８９７）刻本。 ［５６］《大竹县志・建置志》（卷二），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５７］《大竹县志・职官志》（卷七），成文出版社，１７９６年。 ［５８］《灌县志・礼俗志》（卷十六），１９３３年铅印本。 ２９ 《三峡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３１２期 ［５９］《中江县志・风俗》（卷二），１９３６年铅印本。 ［６Ｏ］《大足县志・风俗》（卷三），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６１］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１９６６年。 ［６２］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 ［６８］《渠县志・碑志类上》（卷十二），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 ［６９］《屏山县志・祠祭志・私祀》（卷下），１９３１年铅印 本。 ［６３］王Ｅｔ根：《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７０］《越侮厅全志・寺观志》（卷二十），成文出版社， １９６８年。 ［６４］《巴县志・人物》（卷十），１９３９年刻本。 ［６５］《荣县志・艺文志》（卷三十四），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７１］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 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 刻本。 ［６６］《补辑石柱厅新志・艺文志》（卷十），道光十三年 （１８４３）刻本。 ［６７］《铜梁县志・艺文志二》（卷十二），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刻本。 ３０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Ｉ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