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一轮高考改革科目与分值调整的文献综述摘要：2013年底初步公布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不仅明晰了高考改革的路线图，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标志着高考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考制度的改革应与时俱进，兼顾对国家有利让人民满意的原则，因此，关于高考改革的诸多问题，例如考什么，怎么考，成了教育界争论的焦点，笔者主要就高考改革科目调整与分值变化做一研究综述。关键词：高考改革；科目设置；分值变化高考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点和关节点，参加高考是中国学生从高中晋升到大学的一个关键步骤,因此高考历来不仅受到中学校长和师生的重视,而且是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改革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实行多年以后利弊得失充分显露，使得近年来改革高考的呼声日渐高涨，高考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高考改革承载着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重任，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目前，高考改革已成为教育界的争论热点，近年来，教育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高考改革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就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所涉及的科目调整与分值变化的问题做一文献综述。
首先，“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包含了从初中到博士生招生整个考试招生系统的改革。其中有关高考改革的内容更为具体：一是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二是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探索“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对于这一决定，教育学界的专家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其中，刊登在英语网上《2014年教育改革浪潮下的英语将何去何从》说到，外语退出统一高考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步子变小，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举措。所谓以退为进便是外语从考试中退出，便却要从现实中前进----外语学习变得更加多元化，或以爱好辅助或因工作需要或为追求梦想。赣南师范学院程圆发表在教育教学论坛上的《北京高考改革探析及思考》提到，如今我们的高考模式，狭义上语文+数学+英语是高考的公共课程，除此以外，广义上说文科的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实则也是公共课，这使得学生难以施展拳脚，除此之外，高考中，各专业分配比例不均衡，语文作为中国的母语，却与外语所占的比例相同，不利于母语的学习，会使得学生对母语产生排斥心理，也是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对这一改革提出明确观点的还有，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程圆的《北京高考改革探析及思考》，文汇报首席记者樊丽萍、姜澎的《别只盯着高考科目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力度空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赵一丁的《从高考改革英语降分看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福建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的翁乾明的《高考改革不能走入莫比乌斯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卢希起的《高考改革的核心在于科目设置及分值调整》，张惠玲的《英语高考改革切忌功利性》，等等。
下面笔者就以下几个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张亚群在其发表的《高考改革三大导向辨析》说到，推进“全国统考减少科目”及“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作为探索“招考分离”步骤之一，
其出发点在于减轻高考压力，增加考生的选择性，但其实施需要配套改革。首先，张亚群看到了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张亚群也看到了这一实施的难度。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考生升学选择性增强，但名校和热门专业的招考竞争依然激烈。张亚群认为，只要有考试竞争，考生的学习负担不可能完全减轻。学校教育考试竞争过于激烈，不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不利于贯彻素质教育的战略方针。高考减少科目改革，应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同步推进，否则很难真正降低考生的考试负担。张亚群还提到这项《决定》有关招考改革，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高考文理分科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全面发展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革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高考如何实现“不分文理科”，张亚群说到，一方面，高校须改革和完善招生标准，注重学生文化科目的均衡发展，以引导基础教育教学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高考统考科目，完善高中会考制度，矫正普通教育偏科弊端，分解考生的集中考试负担，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北京地区英语分值降低和语文分值增加的问题，张亚群认为，降低高考英语分值，并不意味着英语就不重要了。语言本身不应是学习目的，学习英语是为了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为了交流，因此，需要端正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的指导思想。语文分值的增加，也是希望引导学生注重本国语言文字的运用和历史文化的学习，绝不是要机械地增加应试内容。张亚群的主要观点为，科目调整与分值变动不能彻底解决教育面临的问题，不能真正减小学生的压力。高考科目改革与分值变动需要高校实施配套改革。笔者认为，鉴于推进“全国统考减少科目”及“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作为探索“招考分离”步骤之一，为减小学生的压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实施配套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教育部福建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的翁乾明在《高考改革不能走入莫比乌斯圈》提到减少统考科目，假定高考只考语文一科，学生的负担未必真的就能减下来。可以预计，多数中学会立即压缩其他课程，然后专门就语文科做拉网式、地毯式、轰炸式的灌输和训练。学生照样要攀登书山、遨游题海。在极度肢解下，语文既无语言之美、故事之新，又无思维之乐、想象之奇。也不可能获得个性发展、主动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考改革虽然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要跳出“莫比乌斯圈”就得突破重重难关：诚信关、评价关、分流关、规范关、权重关、招生关。总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同推进。翁乾明已经充分意识到高考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高考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湖南省隆回县荷香桥镇中学的范军在《高考改革不能止于学科调整》说到多个省降低英语权重，提高语文分值的做法，其实不是在有意制造学科对立，更不是抓住了应试教育的“牛鼻子”，而是对高考改革实质的回避。单纯调整学科分值，文理不分科，绝对诊治不了“应试教育”的顽疾。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显然不是单靠调整学科分值就能实现的。高考改革的探索之路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内容调整与文理分科都未触及高考改革的实质。而这一次的语文英语分数调整，更是改革没有触及根本而发生异化的结果。不是教育决策者找不到高考制度的“症结”，而是改革的决心不大，力度不够，态度过于谨小慎微，毕竟高考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但任何改革都需要“大起大落”的勇气，瞻前顾后、隔靴搔痒只会延误改革的时机，只会使更多的学子在“高考的火炉”上受伤。范军还说到，语文英语分值调整也不过是转移了一下“驱使力”的方向。范军认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为现行的录取制度解绑，改单一的、集中的录取为多元的、多渠道录取，给学生更多的选拔机会。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为，均认为高考改革仅仅对科目与分值进行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只是隔靴挠痒，是改革力度不够大的表现，未触碰到高考改革的实质。然而，对于如何弥补科目与分值变动的不足之处，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三者均存有不同的观点。张亚群认为要想真正减小学生的压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使科目改革得以更有效的实施，高校需要进行配套改革。翁乾明则认为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果单单止步于减少统考科目等等科目的调整问题，高考改革就容易陷入莫比乌斯圈。要想跳出这一怪圈我们需要冲破诚信关、评价关、分流关、规范关、权重关、招生关等重重难关。我们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范军则认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为现行的录取制度解绑，改单一的、集中的录取为多元的、多渠道录取，给学生更多的选拔机会。
综上所述，笔者将会从科目调整与分值变动这一实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着手，对这一改革进行理性分析，客观评价其作用与影响。笔者认为，高考语文和英语科分值的升降，及试行英语社会化考试，是这次科目改革的亮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教育与文化导向而言，这项改革旨在矫正中学语言文化教学的失衡状态，使普通教育教学重归理性，有其合理性。从高考科目演变来看，三十余年来，英语在高考中地位后来居上。恢复高考头三年，英语不是必考科目，只是作为重点大学招生参考，但不计入高考录取总分。之后，随着中学教学课程的发展，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不断增加，逐渐取得了与语文、数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高考对英语的重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促进了中学英语教学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提升了中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另一方面，学生对高考英语的重视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中文。近些年来，不少大学生的中文写作水平明显下降，往往词不达意。“目前高考中，英语的地位有些过了”、“母语都掌握不好，还怎么能学好外语？”为了矫正弊端，弱化英语、提高母语分值的做法，不失为是正确导向。此外，高考以英语科目改革为试点，也是与这一科目考试特点及国际化程度相关。英语水平化考试较为成熟，易于推广。北京市率先实行调整高考科目分值，是与其在全国的教育地位分不开的。在高考改革探索中，北京作为首都责无旁贷，对于全国高考改革产生示范效应。这一改革也与其教育发展状况有关。近五年来，北京高考的考生数量逐年下降，出国留学比例逐年增高。在教育资源方面，北京的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较高、教学条件较好、考生规模小。同时，高考科目分值的调整，反映出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颇具积极意义。降低高考英语分值，并不意味着英语就不重要了。语言本身不应是学习目的，学习英语是为了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为了交流，因此，需要端正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的指导思想。语文分值的增加，也是希望引导学生注重本国语言文字的运用和历史文化的学习，绝不是要机械地增加应试内容。当然，英语变为社会化考试之后，这一社会化考试的组织主体是谁，是否具有权威性，所使用的试题和测试结果是否具有相应的效度和信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以高考为例，无论大众对高考有怎样的指责，但总体上而言，高考确是测量考生学习水平的有效手段，为高校选拔生源提供了高信度的依据。北京高考英语分值降低，但仍属于高考的一部分，那么社会化考试的英语测验，也理应具有高考这样的效度和信度，这些无疑需要北京市相关部门作出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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