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与批判──老舍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思索

肯定与批判

──老舍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思索

李彩霞，凌建英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要：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家，他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立场，在作品中观照市民社会，塑造了一系列市民社会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在对国民性问题的思索上，他采用了文化批判的视角，通过塑造大量的典型人物和自己特有的写作手法，去展现自己对国民性的理解和对国民性重建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老舍；国民性；肯定；批判I209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9）10-0100-05

一提起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人们大都会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探讨国民性问题的第一位作家。在国民性的思考方面，同时代的老舍与鲁迅采取了不一样的观察视角：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所持的是批判的态度，表达方式多采用直接的漫画式的描写，而老舍先生对国民性问题所持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批判，也有认同，并对国民性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一、老舍与国民性问题概述（一）国民性问题的由来。

国民性（英语nationalcharacter或nationalchar⁃acteristic），起初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后由梁启超等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中国。“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国民

性是在多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是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多重关系中产生的。它为一民族所独有，对同一民族而言为共同

[1](p470-471)

性，对外民族而言为特质。”

随着五四新文学的蓬勃开展，“重新估定一切”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在广大文学新人中间得以广泛传播。他们本着“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

[2](p651)生”的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了“问题小说”的创

作，“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作为全新小说现象的出现，涉及妇女问题、劳动者命运问题、人生目的和意义等诸多问题，开启了探索国民性问题的先声。从此，新文学的先哲们抱着为国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以改造国民性为基本主题，用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传达着人民的疾苦，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以期唤起国人的觉醒。

（二）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作者简介：李彩霞（1983—），女，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凌建英（1963—），女，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100·

老舍先生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他反复强

调说“感谢‘五四’，他叫我变成了作家。”[3]

他在写作

中深受文学的影响，并自觉地继承发扬着“五四”精神，如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写作宗旨等，而其中他倾毕生心血身体力行的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思索。“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锲而不舍地以创作实践弘扬思想启蒙的主旨，并贯穿‘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想，从而形成较完

整理论的，当属鲁迅和老舍两个人。”[4](p52)鲁迅先生

以其深刻的思想为新文学引领新风气，老舍则以冷静的思考来传承和开拓这一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他的现代理性和怀疑精神，使他在新文学的缤纷世界里展开对全民族国民性地进行展现和思考，并做出独特的艺术贡献。这主要体现在老舍对市民社会的展现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运用方面。

二、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表现：市民社会的出色丹青手

老舍将审美视角投向中国的市民社会，从中努力挖掘传统思想掩埋下的市民社会心理，从而达到表现、揭示国民性的目的。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北京市民社会的全景图。在这幅图画中，城市中的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粉墨登场；在这幅图画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特色。

（一）现代文学画廊中的典型市民形象。老舍不同于鲁迅从辛亥的历史教训中剖析落后的农民形象，而是观照30年代前后市民社会中的病态市民典型。具体说来，他在作品中主要塑造了四类人物形象：

1.这是老舍作品中描写最见功力的一个市民群老派市民：保守、妥协的典型。

体，这个群体包括《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张大哥，《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和《茶馆》中的那些急遽破落的旗人等等，他们从生活习性、思维方式到人生态度都如此保守怯懦、因循苟且，他们是封建传统思想铸造出的安守本分的顺民、庸民的代表。老舍通过对老派市民略带嘲讽的描写刻画，凸显了在封建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民性中巨大的惰性，以及自私狭隘，麻木保守的一面。

这在老舍小说《四世同堂》对祁老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说一开始就这样为我们介绍祁老人：“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

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祁老人偏爱自己的长孙媳妇也是因为她“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而且“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的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祁老人这一老派市民保守、妥协、苟且偷安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离婚》中的张大哥，想尽办法阻止别人离婚；《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的浓重的官本位思想，都是老派市民保守、妥协的表现。

老派市民的保守与妥协，是国民性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保守与妥协，使他们完全丧失了自我，一味地盲从他人和所谓的传统道德观念，而当国难来临，真正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时，他们又胆小怕事，不敢挺身捍卫民族的文明。通过描写、展现他们敷衍、麻木的生活态度，老舍给我们揭示了国民性中需要批判、摒弃的一部分。

2.洋派市民是老舍作品中要着力批判的另一个洋派市民：不伦不类的社会怪胎。

重要群体。这类市民本身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一味崇洋，但是自身又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成分，而真正值得继承的民族文化精华反而被他们丢弃了。这使得他们成为城市转型时期的怪胎。此类人物有《赵子曰》中的赵子曰，《二马》中的小马，《离婚》中的张天真等。

其中，《老张的哲学》里那位到小学校去检查工作的学务大人，可谓是这类人群的代表。他从外在的衣着到内在的思想都是亦中亦西、既新又旧，土洋结合。他“穿着一件旧灰色官纱袍，下面一条河南绸做的洋式裤，系着裤脚。足下一双短筒半新皮鞋，露着本地蓝市布家做的袜子，乍看使人觉着有些光线不调，看惯了便显得‘新旧咸宜’，‘允执厥中’，或者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调和的先声”。这样的一位半洋包装的学官，竟然在教室里看起了风水，认为讲台位置在西边是“白虎台”，主妨克学生家长，还振振有词地说“教育乃慈善事业，怎能这样办呢！”，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在小说《文博士》中，老舍先生也写到唐家的摆设不中不西。其实，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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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融合是正常的历史趋势，处在文化转型期的人们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老舍从这里看到了隐含的国民性的深层问题。他在《文博士》中写道：“这点调和的精神仿佛显出一点民族的弱点：既不能顽强的自尊，抓住一些老的东西不放手，又不肯彻底的取纳新的，把老旧的玩意儿扫光出尽”。这种文化接受中的半推半就，采取中间立场的办法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妥协、苟且心理。

通过对以上两类人群的塑造，老舍先生完成了自己对国民性的批判。无论是保守、苟且的老派市民，还是不伦不类的洋派市民，都是国民性中糟粕部分的代表，也是受害者。他们是不幸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多人的不幸。

3.贫苦家庭出身的老舍对社会底层市民给予了社会底层市民：社会悲剧的集中体现。深切的同情。在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来表现这类不幸的人群。有代表性的诸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母女俩等等。

可贵的是，老舍在表现他们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追问着造成他们这种种不幸的原因。在小说《月牙儿》中，“我”本来一直对母亲从事暗娼持否定甚至怨恨的态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走向社会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使得自己终于明白了母亲的无奈：“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

钱是无情的。”

[5](p102-103)母女俩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由此，老舍先生把审视国民性的目光投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思考造成国民性问题的社会原因。正如《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或者《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他们都曾经有过美好的梦想，也一度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最终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不得不屈服，开始堕落，由人变成野兽。

4.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急需拯救的国民性问新派市民：重建国民性的希望。

题，老舍没有一味地抱怨、批判，更没有丧失信心，这在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新人形象可以看出来。如《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丁二爷等。

这类理想化的市民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值得继承发扬的民族精神，又具有了新时期的开放胸怀。最有代表性的是《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作者将·102·

其塑造成为一个刻苦读书，善于思考，视野开阔、思想进步，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青年学生。李景纯在外留学期间逐渐产生了推翻反动封建统治的信心和决心，这种内心的强烈愿望驱使他勇于同反动统治进行殊死的斗争，使其具有了敢于斗争，甘愿牺牲的精神。

在这类市民身上，我们看到了国民性中值得肯定的部分，感受到我们传统的文明还没有完全丢失，同时我们的民族还能够不断地学习借鉴外来文明。老舍先生也正是通过对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暗示了国民性可以重建的可能。

（二）民俗风情的再现：对国民性的深层探讨。老舍的市民王国之所以完整，不仅因为有着活跃其中的众多市民人物，更因为有无所不在的民俗风情描写支撑着这座市民社会的大厦。他笔下人物的饮食、礼仪、婚丧、节庆都笼罩在北平城特殊的民俗风情中，这使得老舍的艺术世界中有了浓郁的。老舍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说道：“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现在我的心中”。老舍写老北京城的节日习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民俗描写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上，他不像沈从文或汪曾祺，试图构建一座纯美的乌托邦式的传统文明的城堡，而是透过老北京的民俗风情来开掘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积习和国民性中的弊病。

所以，老舍笔下的民俗风情与市民社会中的国民性有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北平的风俗民情，我们看到了老北京市民对自身信仰的崇敬和坚持，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执着，这些当然是国民性中值得肯定的部分。但同时老舍先生也在提醒我们看到它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通过民俗风情透视出的国民性的弊病。

如在《骆驼祥子》中，虎妞难产，祥子请巫婆来驱邪，陈二奶奶来到祥子家后装神弄鬼，滑稽可笑。小说通过这一部分的描写透露了这种风俗的残忍和愚昧，也暗示了祥子等一系列社会底层市民悲剧命运在文化层面上的根源。在小说《四世同堂》中，亡国的北平人在正月初五竟仍然参加化妆滑冰比赛，仍然没有忘记端午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但是独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

“京味儿”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老舍先生清醒地指出了这种在民俗文化掩盖下的民族觉醒意识的消沉：“当一个文化熟到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注意到吃

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6](p302)在这里，风俗的描写

竟成为北平市民民族意识丧失、内在凝聚力崩溃的表现，这是老舍独特的艺术视野，也是他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更深层次思索的体现。

三、独特的文化批判视角与对国民性重建的思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先生从思想的深度拯救落后愚昧的国民，茅盾从政治、经济的宏大主题入手，来全面展示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社会现实。而老舍则是从文化层面来观察、描写市民社会，进行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寻求民族文化的发展，国民性的重塑。

（一）文化批判视角的选择：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老舍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除了“五四”新文学对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早年的留洋经历。1924年，经引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5年。到英国后，为学习英文，他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回国后，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积习难改的国民性问题，老舍以现代市民社会批判者的眼光，自觉运用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写作笔法来描绘北平市民社会的种种文化形态并且站在了中西文化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性进行审视和重建。

这在其小说《二马》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身为老派市民代表的老马（马则仁）来到新兴工业强国——英国，虽然老马先生身穿洋装置身于这样一个已然进入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国家，但仍然满脑子传统的官本位、封建思想。如他来到英国继承了其兄的店铺，有了让英国人认可的财富，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切都是耻于向别人说的，只有做官才是体面的。于是他见到稍有官职的人便点头哈腰，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儿子“捐个官儿”。这种种行为与英国社会盛行的民主、开放、多元化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让人忍俊不禁。正是通过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老舍来进行对国民性重建的思考。

（二）文化批判视角的运用：对国民性重建的思索。

老舍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自觉运用了文化批判的方法：《猫城记》将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抨击和文

化批判结合在一起，探索国民性落后的根源；《骆驼祥子》着重揭示了城市畸形文明对人性的侵蚀，使人变成野兽的过程；《四世同堂》则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胆的反省和批判，并积极地进行民族文化重建的思考。

老舍通过《四世同堂》，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眼光的审视，“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挖掘出国民性格

羸弱的根源。”[6](p291)

老舍借钱默吟之口，表达了自己

的心声：“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做，一方面又甘心做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头老牛似的往前慢慢地蹭……乃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这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大胆质疑和思考，深刻表现出了北平市民在民族危难面前的觉醒和自省。小说中的钱默吟原本是一位埋头诗书、饮酒养花的诗人，但当战争来临，儿子壮烈牺牲，使得他成为一名从事抗日工作的战士。就连原本胆小怕事、苟且偷生的祁老人，在小妞儿死后也发出了怒吼：“磕头说好话并不见得准有好处！硬着点！”这一切的转变，老舍归为文化。正如老舍自己说的那样“头年的萝卜空了心，还能在顶上抽出新鲜的绿叶儿；窖藏的白菜干了，还能拱出嫩黄的菜芽儿。连相貌不扬的蒜头，还会蹿出碧绿的苗儿呢。样样东西都会烂，样样东

西也都会转化。”

[7](p278)由此，老舍先生寻找到了一条重建国民性的道路：改造传统文化。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苟且、麻木等糟粕完全去除，继而输入新的文化观念，使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去发展。而领导文化改造的人，必须是老舍先生笔下的新式市民。只有在这种寄托了作者理想的新式市民的倡导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顺应潮流的发展，国民性才得以重建，中华民族才得以新生。

四、老舍对国民性问题的态度

老舍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看到了国民性中必须弃除的、落后的一面，也看到了国民性中值得肯定、保留的一面，更看到了国民性可以重塑的一面。因此，他对待国民性，既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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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批判，也有因文化的失落而带来的叹息与同情。

老舍对国民性问题所持的态度首先是质疑和批判，这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如《离婚》中，通过对张大哥盲目的劝阻老李不要离婚，批驳了“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老舍：《离婚》）的观念，批判了国民性中妥协、苟且的一面。在《骆驼祥子》中，通过对祥子请巫婆给难产的虎妞驱邪的描写，展现了国民性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在《月牙儿》中，通过对母女两代人被逼为娼的叙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与残忍，展现了国民性中腐朽、残忍的一面。这一切，都体现了老舍先生对国民性的质疑与批判。

老舍先生也看到了国民性中积极的一方面，如《赵子曰》中李景纯勇于同反动统治进行殊死斗争，体现了传统的侠义精神，《离婚》中的丁二爷为了报答张大哥的恩情，杀死了诱骗张大哥女儿的小赵，体现了重情义的传统品格。老舍通过对以上人群的描写，积极肯定了国民性中需要继承发扬的优秀因子。也通过对这类人群的描写，给我们暗示出国民性还有可以重塑的潜力。

老舍作品中还有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那就是《断魂》。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悲凉的故事：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之下，神沙子龙和他的镖局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灭亡。小说通过对沙子龙自己坚守着“五虎断魂”，拒不传授别人的描写，塑造了沙子龙这一位走向末世的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国民性中美好的传统品格在现代文明冲击之下走向消亡的叹息和伤感之情。

老舍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复杂态度，体现了他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程度的深入和全面。老舍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市民社会中的国民性。

五、老舍对于国民性问题思索的当下意义老舍在他的散文《诗人》中这样写道：“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

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8]这段文字写的

是诗人，但却是老舍对自己最恰如其分的评价。老舍先生在创作中自觉坚持对国民性问题的思索，对·104·

后世文坛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老舍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思考，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他反映社会现实，关心市民社会的生存状态。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负责任的人民作家形象。这对于后世现实主义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典范。他积极反映了自己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贡献了一系列的生动的市民人物形象，弥补了文学史上的这一空白。

其次，老舍先生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中，坚持文化批判的视角，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视角。从此，采用文化视角的作品层出不穷。如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文学”流派，贾平凹、余秋雨等人的作品都可以看到文化批判视角的运用。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继承文化批判视角的代表性的作品。他从文化的角度去反映家族的时代变迁，从而在深层次揭示抗战爆发的历史原因。

再次，老舍展示的是一个处在新旧文化转型期的市民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新旧文化的转型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仍需思考在这种文化冲突之下，我们应该对国民性问题持有怎样的认识。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虽然老的终究要被新的所代替，但是老的也不是完全不美。在走向开放，不断革新的同时，我们应该坚守的是国民性中持久的精华的部分，比如民族的品格，人内心深处的自尊等等。

老舍先生在就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长一职时，曾这样说：“我永远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终日操练在书桌与板凳之间，笔是，把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胸中没有大将的韬略，但小卒该做到的一切，我已经做到了。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为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9]

老舍先生就是这

样用自己的一生来观察市民社会，反映市民社会，从而揭示国民性问题，思索国民性的重建。在这方面，老舍先生和他的作品已成为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源源不断的滋养后来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下转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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