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年第六期《音乐创作》 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李红梅 摘要：“民族”与“国家”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对叙事结构，在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诠释“国家在场”下多民族多元共 存的一体化格局。本文从关注“非遗语境”下地方符号化运作及借用经典文化符号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的视角：关注如何 顺应“非遗”把民间叙述纳入到国家在场的话语权下弘扬本土文化的视角来分析，旨在于阐释成吉思汗祭祀变迁表象下 所隐含的民族文化认同。 关键词：国家在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历史重构；文化认同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族传统祭祀的重要仪式。每逢成吉思汗大型祭祀，都要演唱十二首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吉思汗祭歌”。 ［１］汤亚汀言：“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同样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随着人口迁移、移民等文化现 象的变迁，使世界上诸多民族的小文化激增，从而促使其政治上的认同，而音乐正是认同的中心。”［２］成吉思汗祭祀十二首 祭歌作为文化符号时，不仅能完成对特殊知识体系从表征系统乃至意义系统的全程阐释，而且能形成一种互为阐释的深度描 写与解读，表明仪式音声在民族文化认同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 一、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在场视域下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与认同 达尔扈特族群在通过成吉思汗祭祀彰显“守灵人”的特征和区域民族文化特色一一“地方性知识”的同时，通过仪式展 演强调“我们的祖先是成吉思汗”重要性。似乎可以看出，越是强调前者，就越是为了说明后者，从而达到弘扬蒙古民族整 体性的文化述求。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我与蒙古族学者乌兰其其格交谈，当我问她作为东部蒙古族如何看待成吉思汗陵及相 关祭祀活动的话题时，她说：“以前知道有成吉思汗陵，一直没有去过，但当我走进成吉思汗陵祭拜时，顿时泪流满面，那 种心底涌出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是无法用言语说出的”。说明蒙古族无论身处何处，在参与到成吉思汗祭祀的仪式中瞬间就能 感受到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国家民族对于民族认同起了促进作用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民族的实施使民族文化被自觉地传承甚至重构。当下，来自国家和民间力量对各民族 各地方文化的传承往往选择“有意识地创造”，这种行为正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种“生产”基础选族或地 区固有的文化传统积极主动的“建构”文化。这一过程也从“族群”或民族文化领域进入到区域文化共同体之中的一种主动 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地方对伊金霍洛旗采取了积极的扶持，使蒙古族达尔扈特族群的经济文化生活得到 了较大改善，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复兴与弘扬，其所传承的蒙古族成吉思汗祭祀中国家意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体现 出族群、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共生共长态势。更体现出国家在场与国家权力对于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 二、“非遗语境”下借用经典符号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成吉思汗祭祀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认定。成吉思汗祭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的浪潮中快速发展，从而使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坚实的历史地位得以巩固。使地方能够在“非遗语境” 下借用经典符号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一）“非遗语境”下地方文化的符号化运作 蒙古族崇尚英雄、缅怀祖先的精神对于蒙古民族来说极为重要，因为祖先的英武与智慧已使ｌ３世纪的蒙古民族就已创 造和书写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神话。蒙古族成吉思汗祭祀不仅表现出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人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对传统信仰 的坚守，而且弘扬了蒙古民族传承久远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重要精神。近些年来，面对“非遗语境”所带来的矛盾、困 惑，同时也是机遇的把握，达尔扈特及鄂尔多斯选择了把民间叙述纳入到国家政权的领导之下来展示其隐喻与象征。在 “非遗语境”的推波助澜下、在鄂尔多斯经济腾飞创造出的鄂尔多斯神话的经济力量助推下、在当地大力挖掘、弘扬本 土文化的积极决策下，局限于地方族群、民间社会中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成为当地选择的一个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被 广为传播、深远推广。和达尔扈特族群的联手，把成吉思汗祭祀这个蒙元时期呈现出“官方语境”祭祀，明清后变迁为 “族群语境”祭祀的文化现象，再次变迁为民族仪式国家化的“官方语境”（地方）下的地域性文化活动。使成吉思汗 祭祀这个传承了近八百年的蒙古族祭祀在体现民族的传统内涵的同时、又顺应了借用经典文化符号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的 趋势。 （二 ）地方借用经典文化符号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文化研究强调文化政治与权力，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在历代的发展变迁中蕴涵着各种社会能量，吸纳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判 断，穿行着社会各界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承载着多种文化符号，各种权力运作交锋的空间。郭于华言：“从政治与象征的互 动关系，从仪式与象征角度来理解国家权力，将提供一个透视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新颖角度，并有助于我们认识半个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基本状态和过程。”［３］由此看来，成吉思汗祭祀由封闭的族群仪式，发展为开放的 仪式展演，为传统的民族祭祀文化寻找另一种生存模式。尽管在仪式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却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成吉思 汗祭祀仪式每年都在公众场域上进行仪式展演，每年都在５、６万人的规模，统一在成吉思汗陵管委会所代表的地方与 ·ｌ６８· 李红梅《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达尔扈特共同完成的仪式展演，仪式在这种相互转化中，也逐步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体系和延续性，通过仪式展演扩大了地方 文化的影响力，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的辐射力度。 三、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成吉思汗祭仪式由不同的仪式符号及象征意义组成。成吉思汗祭祀中大型的“查干苏鲁克公祭”庆典仪式就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例证。一系列的仪式音声和仪式符号展示其祭祀深层意义。从建国到当代，成吉思汗陵的陵寝管理制度出现了变迁， 体现出国家精神的核心凝聚力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成吉思汗祭祀”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的重视。 （一）仪式展演成为国家权力与民族仪式关联的切入点 从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到“公祭”仪式展演，展现出族群与地方（官方）权力和组织机构的联动。公祭仪式中鄂尔多 斯各旗领导组成的祭祀阵容展示出“官方语境“下符号认同的基础。各旗领导方阵集体祭拜成吉思汗，是“查干苏鲁克公祭” 庆典仪式的一项重要内容。领导是官方话语权的象征和认同符号。集体“奉祭”凸显了地方对于成吉思汗祭祀民族 文化的认同，而由当地系统协同维持庆典秩序，代表着国家在场符号的认同。所有这些符号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彰显了 国家在场话语权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国家通过借用民间仪式符号制造仪式庆典的宏大场面来服务于国家庆典。民众则通过仪 式展演寻找国家层面的有效认可，从而寻求仪式延续的有效保驾护航。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各省市大型仪式展演的急剧上升 折射出国家在场下的制度塑造和控制社会秩序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成吉思汗祭祀“查干苏鲁克公祭正是蒙古族民族祭祀活 动的复兴与具有“地方性知识”的仪式庆典被成功地进行了经典符号化打造的过程。祭祀中的仪式音声作为由于其所具有的 独特性而成为达尔扈特族群的象征符号，又由于其承载了蒙古族历史的久远性神圣性而成为了蒙古民族的象征符号。从而具 有了族群、民族认同的文化凝聚力。其祭祀仪式音声在其整个仪式过程中贯穿始终、浑然一体，成为蕴藏深厚的传统音乐文 化遗产，成为一种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音声表述，从而彰显出蒙古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国家在场成为成吉思汗祭祀重要的政治符号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高丙中言：“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 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 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４］以往成吉思汗祭祀时不允许外族人员、妇女参与，如今祭祀仪式已经逐渐放宽了一 些，从古老而神圣的较为私密化的族群祭祀活动到公开化的大型仪式展演，以及祭祀中由现任的来宣读仪式的 祭文等等现代变迁，均体现出达尔扈特族群选择与国家符号来弘扬和发展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深意。这种积极主动的选 择与回应彰显出达尔扈特族群在国家在场的概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党和从建国初至目前始终关心和重视 成吉思汗陵的保护建设工作，资料显示，１９５４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成吉思汗陵，从成吉思汗陵管委 会所收集到的画册以及官方资料记载中，国家级的历届许多领导人均去成吉思汗陵慰问视察，国家在场作为成吉思汗祭祀中 重要的政治符号与民族文化认同符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结语 “民族”与“国家”作为一对叙事结构，在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诠释着“国家在场”下多民族多元共存的一体化格 局。成吉思汗祭祀是人类祭祀活动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缩影，更是漫长文化时空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一笔丰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长时期的仪式展演中逐渐凝定为族群记忆、地方记忆、民族记忆，表达着蒙古族情感与文化认同。如果仅仅把 成吉思汗祭祀视为历史文化遗存，就不能真正地认识到它在当下蒙古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若把成吉思汗祭祀放置“非遗语境” 视域，就具有了解构、建构、重构文化的功能。无论历时与共时，“重构”是历代祭祀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查干苏鲁 克公祭”体现出文化展演功能官方祭祀文化的当代变迁。鄂尔多斯市（代表国家）征用了“族群符号 ‘重构”了现代 官方祭祀来打造了地方文化景观则体现了借用“经典符号”的生产过程。笔者认为：无论从成吉思汗祭祀“历时性”溯源， 还是从成吉思汗陵旅游景区“共时性”文化土壤来看，成吉思汗祭祀是达尔扈特族群在不同的时代，在其拥有的历史记忆中 “主动”与“被动”的双向选择中所走出的一条传承与发展之路。“主动”目的在于在社会变迁中通过保持“小传统”的手 段，力图保护其族群文化，这一选择既与历史传统有关，也贯穿着诸多地方性知识。“被动”则体现出国家征用民族符号打 造地方文化的过程。从而实现课题项目： “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本文为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非遗”语境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编号１４ＥＤ１４９） 阶段性成果。也是２０１６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阴山文化研究创新培育团队（编号ＮＭ６ｌＲＴ—Ｂ１６１２） 阶段性研究成果。２０１７年包头师范学院“一流学科” （编号２０１６ＹＬＸＫＯ０３）建设成果。 参考文献： ［１］李红梅：《成吉思汗祭祀的仪式音声考察与研究》，［Ｊ］中国音乐，２０１３，（２）． ［２］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Ｍ］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尚丙中：《民家仪式与国家在场》，［Ｊ】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１） 李红梅：（１９６７一）女，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１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