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词《南邻》赏析

　　《南邻》

　　锦⾥先⽣乌⾓⼱，园收芋栗未全贫。

　　惯看宾客⼉童喜，得⾷阶除鸟雀驯。

　　秋⽔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

　　⽩沙翠⽵江村暮，相送柴门⽉⾊新。

　　到⼈家作客，这家⼈家给予杜甫的印象是怎样的呢？诗⼈⾸先看到的，主⼈是位头戴“乌⾓⼱”的⼭⼈；进门是个园⼦，园⾥种了不少的芋头；栗⼦也都熟了。说“未全贫”，则这家境况并不富裕。可是从⼭⼈和全家的愉快表情中，可以知道他是个安贫乐道之⼠，很满⾜于这种朴素的⽥园⽣活。说起⼭⼈，⼈们总会连想到隐⼠的许多怪脾⽓，但这位⼭⼈却不是这样。进了庭院，⼉童笑语相迎。原来这家时常有⼈来往，连孩⼦们都很好客。阶除上啄⾷的鸟雀，看⼈来也不惊飞，因为平时并没有⼈去惊扰、伤害它们。这⽓氛是多么和谐、宁静！三、四两句是具体的画图，是⼀幅形神兼备的绝妙的写意画，连主⼈耿介⽽不孤僻，诚恳⽽⼜热情的性格都给画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下半篇⼜换了另⼀幅江村送别图。“⽩沙”、“翠⽵”，明净⽆尘，在新⽉掩映下，意境显得特别清幽。这就是这家⼈家的外景。由于是“江村”，所以河港纵横，“柴门”外便是⼀条⼩河。王嗣?#93;《杜臆》⽈：“‘野航’乃乡村过渡⼩船，所谓‘⼀苇杭之’者，故‘恰受两三⼈’”。杜甫在主⼈的“相送”下登上了这“野航”；来时，他也是从这⼉摆渡的。

　　从“惯看宾客⼉童喜”到“相送柴门⽉⾊新”，不难想象，主⼈是殷勤接待，客⼈是竟⽇淹留。中间“具鸡⿉”、“话桑⿇”这类事情，都略⽽不写。这是诗⼈的剪裁，也是画家的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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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诗“有集六⼗卷”，早佚。北宋宝元⼆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部集》。杨伦说：“⾃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美出⽽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题，尽脱去前⼈窠⾅”。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的作品风格，⽽以沉郁为主。杜甫⽣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暗、⼈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盾和⼈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格⾼尚，诗艺精湛。杜甫⼀⽣写诗⼀千五百多⾸，其中很多是传颂千

古的名篇，⽐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家别》和《垂⽼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最多最⼴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之⼀，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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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诗歌在语⾔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和篇章结构⼜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丽⽇⽉”，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作品的语⾔，“⾄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壮志，“会当凌绝顶，⼀览众⼭⼩”，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理想与现实的巨⼤差距也使杜诗诗风⼤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落花、落⽇等⾃然景观，以及织⼥、⽼妇、⽼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灵涂炭的悲悯，对物⼒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不能知下句”。吴沆⼜说：“凡⼈作诗，⼀句只说得⼀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内，杜诗⼀句能说数百⾥，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