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首先向大家讲述了资本主义的是如何起源的，并进而延伸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有些什么关系。然后，作者充分的运用历史留下来的新教徒宗教行为与经济行为的资料，论证了加尔文教（译文中的卡尔文教）教徒在信仰“预定论”的原因下，把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视为自己将会得到上帝救赎的必要条件，形成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神交付的使命的“天职观”，教徒们热衷于工作，提倡禁欲，在经济活动中的目的就是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作为一种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精神气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以这种精神作支撑 ，它是欧洲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据此，作者得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的结论。
＜一＞ 韦伯其人以及本书概要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1920），德意志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独创了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韦伯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论，尤其是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即宗教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而且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分两次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年）第七卷和第十一卷； 韦伯去世前对之作了重要修订后于1920年汇成一集，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
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本书讲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全文所想要弄清楚的也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在论述这一影响时，理性和职业概念贯穿全文。
马克思·韦伯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举例、论证、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宗教伦理的巨大精神作用。他在书中力图证明：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如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犹太教、教等）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开始萌芽的时候，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天主教，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追逐利润是一种毫无自尊的的一种行为，是人性贪婪地体现，所以这种行为并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认为追逐财富并不能得到上帝的原谅，相对来说，他们更相信依靠自己的忏悔才能救赎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主教徒较少的参与到近代大工业的熟练劳工阶层，他们有着一直留守在原有的行业当中的强烈愿望。所以较多的成为工匠师傅。所以韦伯在文章中指出，虽然当时天主教在政治活动中有着强有力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其禁锢的、不理性的思想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天主教徒．．．．．．较为平静，较少盈利欲．．．．．他们偏好尽可能的安定生活，更希望睡的稳”然而，新教徒对此却不赞同，他们有着自己的理念和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新教徒在社会上阶层分化和职业上的结构需求更加的明显，所以“在近代企业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地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者商业上受过较高的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比较浓厚的信教的色彩”。而这是由“纯粹的宗教品性”和“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来决定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经济要发展，可以说资产阶级必须经过一个战胜天主教阻碍的过程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精神战胜传统主义的过程，有且只有这条路才能让广大平民真正的认识财富对于现实的作用以及对职业义务观的理性感知。而在这一过程中，韦伯认为文化（道德伦理）认识层面上的转变是最重要的。
很显然，作为新产生的资本之一精神想要取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主义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当中会有许多的困难和反复，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韦伯指出，新型的企业家只有性格坚强，具有超人的忍耐和自制，才能顶住世俗传统的压力；资本主义必须在某些地方发生，而不能仅仅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出现；当资本主义精神崛起的时候，只有在宏观的文化当中存在着强大的精神作为其支持者，才有可能打破传统观念的统治，韦伯认为，仅仅凭借零星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无法同强大的传统主义抗衡的。在本部分之前，作者现实
向大家介绍了富兰克林的“资本主义精神”观，“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且将违犯其规范认为是忘记责任” ，表现了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试图把人们从传统主义当中，让人们的获利行为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使从事劳动成为天职，鼓励人们理性地从事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马丁．路德指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为了各人的‘天职’”。也就是说，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是上帝要求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将个人的职业赋予宗教的色彩，产生这样一种全新的宗教职业观无疑是宗教改革的结果。由此可见路德提出的“天职观”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而只是使得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后来加尔文教派完成“天职观”向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过渡。韦伯还认为加尔文教等教派的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路德精神的后继者们在加尔文主义那里也发现了不同精神在起作用，而且其重视尘世、承认今生就是工作的思想更能解释天职的概念，也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精神。
禁欲的新教在历史上的担纲这主要有四个，卡尔文派，虔敬派，卫理公会，以及从再洗礼派运动中成长的诸教派。作者认为，在１６—１７世纪的荷兰，英法等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够家里，引发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斗争的宗教信仰的非加尔文派莫属。其两大核心是“上帝预选（预选说、先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教认为靠自己的行动无功可邀，人具有的感化只能来自上帝的自由行动。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预订了信徒是称义而成为选民，真正的教徒应该把自己的尘世生活当成“天职”，这才是对上帝的责任和义务。虔敬派认为讲道的重点不应是教义而应该是道德，虔信派教徒在生活上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在日常生活常规的范围内表现虔诚的人才可以自我“救赎”。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卫理公会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再洗礼派运动中成长的诸教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综合上面对各个教派的这些教义或者说是信仰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派别有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其中
一个就是：强调了禁欲主义，要求教徒要拥有强烈的“天职”观，努力去获得财富以获得上帝的恩宠。这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等传统理念，天主教认同“事后”的忏悔，而新教却强调“事前”的信念，让人的内心不断提醒自己的一生必须与上帝保持理性的一致。而这种在现实之中将行为理性化，也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新教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为，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过一种明智的生活，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是使教徒的行为有序。对于财富的认识上，新教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在最后一章中，韦伯论证了他整篇论文的重点，即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在新教的禁欲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理解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思想与其日常经济行为准则之间的联系” 。
“不愿劳动是没有获得恩典的象征。”这就形成了新教职业精神中的劳动观。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是达到禁欲特别是性欲的有效手段 ，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厌恶劳动就是自甘堕落。而且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富人，其财富可以使其不再挨饿，他也不能不劳动，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训诫。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作本身，而是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劳动就是修行。
“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这又体现了禁欲主义精神中的财富观。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青睐的主要尺度乃是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多寡，但是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私人获利的程度 。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罪恶。如果上帝为人安排了一条可以合法地牟利的道路，那么拒绝它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如果财富的取得是人们履行其职业责任的结果，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
但是韦伯引用约翰 威斯利的一段话阐明了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似乎自相矛盾的关系，并说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担心：“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一旦资本主义取得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那么宗教的力量将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冲动，天职责任的观念就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成为了一种但纯的精神，一个不再具有实体的空架子。于是宗教不得不退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