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与中国体育的未来
——中西体育理念比较座谈会发言纪实
摘 要：2008年奥运会由北京举办，将给中国体育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卢元镇等5位教授就中西方体育理念的异同，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等畅谈自己的观点。国家体育总局李志坚对体育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奥运会;体育理论;体育文化;群众体育
2003年11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李志坚一行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就“中西体育理念的异同”和“如何运用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推动中国群众的经济发展”两个主题进行调研。这是体育的国家决策层第一次到综合型大学与学者开展面对面的讨论。在研讨会上，有5位教授做了主题发言。最后，李志坚从宏观上简要地做了总结。下面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整理出来，以飧读者。
悬空的观念需要两条腿
胡小明
体育总局领导命题谈“东西方体育理念的差异”，思考良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体育理念不是“东西”——意思是从理论基础的渊源看，我们现有的体育理论既不是东方文
明，也不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不辨东西。
早年曾认真对中外体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自己进行比较时往往是用中国古代的特征与现代西方相比，驴唇不对马嘴;及至回头来当代体育思想观念的状况，犹如雾里看花，极不清晰。东西方体育观念的差异固然存在，只是与目前中国的体育意识似乎关系都不大。中国的体育理念到底是什么？暂时无法准确地描绘——因为中国体育的本体观念基本上是空壳，对东方和西方体育的文化观念都存在严重的缺失，比较异同，情同隔靴搔痒。
本人也曾尝试建构体育的理论体系，但徒劳无功，原因是沙滩上的建筑缺乏基础。中国当代的体育“理论”似乎很丰富，但无论怎样拼凑，也只能貌似科学和现代化，一经接触到实际应用，顿时分崩离析，最终不得不用经验总结的方法形成一些满足短期功利需要的文字。尽管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这样的“理论”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宣言》中认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最基本的原则在旧体育理论里也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再思考，悟出一点新结论：制约中国体育理论创新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缺乏文化观念的问题，是缺乏主体文化观念的问题——它既缺乏东方文明中养生观念的传承，也缺乏西方文明中人文观念的滋养，缺乏文化依托和继承的根基。
中国体育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依赖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得到了特殊的显著发展，然而，当它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需要自己走路的时候，才发现是悬空的——缺了两条腿。
1 中国体育需要两种观念的支撑
20世纪70年代末，研习中国体育史时常掩卷叹息——中国古代无体育、近代体育不科学、现代体育缺理论。因害怕遭抨击，不敢公开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虽有些极端和偏
颇，也不失为对中国体育先天不足的惋惜。
说“古代无体育”，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没有较完整的体育思想观念、知识体系、传承制度和运行机制。健康、长寿等养生思想，射、御等礼仪教育，舞狮舞龙等节庆民俗，搏击武艺等杀人之术，只能称为体育的萌芽。
说“近代体育不科学”，是指西方体育传入初期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军事训练用的兵操，很晚才开始研究体育对人体发展的规律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体育科学主要研究怎样把人搞成超人或者非人——为了金牌，社会科学成了形同虚设的政治风向标，而人文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
说“现代体育缺理论”，是指现有的所谓体育“理论”或“基本理论”，其实主要是如何服务于政治或经济的经验总结。这虽然很需要，也很重要，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极为鲜明的功利需求，有助于制订阶段性的方针，能够短期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仍然不能解决体育有助于人类长远发展的理念问题，体育的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仍然是模糊的。中国体育的观念层面，仍然很封闭，没有开放，需要开放。
2 中国体育需要东西方文明传统精髓的滋养
西方体育与其文化观念是一脉相传的。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体育萌芽状态的模式导致了人文主义思想和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两种体育模式，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波助澜，工业使体育迅速成熟时，出现了德式体操和瑞典、丹麦体操这样鲜明体现两种模式观念的体育体系。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体育模式，在工业化社会前期，恰好能满足一些国家培养劳动和战斗工具的政治需求，也特别能满足迅速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中国紧跟日本之后，选择了为“强国强种”的军训式的体育模式。
后来美国教青年会把大量的竞技运动游戏引进中国，但在连年战乱之下难成主流，其观念得不到认同甚至受到批判。灾难深重的中国当时没有根植人文精神的土壤。
党人学会体育，用来打鬼子、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对全民皆兵的体育形式深得真昧，而对体育的人文观念却十分陌生，甚至被长期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入冷宫。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翻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体育专著。场地设备的拿来就可以用，技术战术也能明白，一旦涉及到观念层面的东西，我们就感到费解和难以接受，如奥林匹克思想、体育权利、人文精神、游戏宗旨、生命乐趣、运动家风度等，这是由于我们缺乏对西方体育人文内涵的普世性原则的认同。这是因为西方体育传入时我们只接受了它当时符合中国政治需求的具像部分，近年又转向仅仅想满足经济的需求，使它长期脱离自己的文化本位，被当作工具使用，没有可以自己行走的腿。
亡羊补牢，找回自己的腿，真正在观念上扩大对外开放，才能更完整地接受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体育文明。
3 两条腿，才能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这其中包括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民间身体活动形式。由于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化的西方体育呼啸而来时，被打入社会底层，甚至把许多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都“扬弃”了。因此，我们缺了另一条腿。
民族体育要现代化，适应那个疯狂消耗自然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业社会，的确勉为其难。像乡下人进城打工，即使现代化了，也在边缘，也是附属。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契机不在工业社会，而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信息社
会。
民族体育跨进后现代社会，它的价值才真正显示出来。就像城里的富人想住到乡下、边远穷山恶水变成旅游风景资源一样，东方的民族体育正因为没有被现代化、大工业、高科技所污染，其绿色、环保、生态的价值，会越来越得到珍视。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复兴，这必将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观念的崛起。古老的东方文明，正在向西方后现代文明开放，甚至引起向西方体育文化的局部倒灌。在片面强调“更高、更快、更强”之类的前现代体育意识与人类生存伦理发生冲突的后现代，体现东方智慧的和谐发展观念更应该回到中国体育，返朴归真，引领世界新潮。
战后日本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走向
周爱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20多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以及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等非常类似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时期。因此，以日本东京奥运会为主线探讨日本战后竞技体育(high level sport)和大众体育(sport for all)的走向，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国成功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促进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 战后日本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发展
1955~1972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年均5%，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出现/0，之后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9年
以后日本经济又呈现出增长趋势。
纵观日本战后的经济，连续保持了45年的经济高速稳定发展，虽然因受/0影响，1990年以后经济出现不景气，但日本的总体经济实力却不断增加，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战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情况反映出来。
战后日本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消除战败国的负面影响，树立和平民主国家形象，不仅积极参与奥运会，还对申办奥运会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1960年终于申办成功了第18届东京奥运会。19年的东京奥运会，使日本战后竞技水平达到了顶峰。在这次奥运会上，总成绩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创造了日本奥运史的最佳成绩。但是，东京奥运会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日本的竞技体育并没有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而是大幅度滑坡。日本的竞技体育不仅表现在奖牌获得枚数的减少，更明显的表现在奥运会名次的急剧下降，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跌至第16名， 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跌至第23名，创造了战后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低纪录，引起了日本社会巨大震动。这说明日本的竞技体育已经完全失去了东京奥运会的光环，进入了低谷。
东京奥运会后，虽然日本的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其竞技体育却一落再落，陷入低谷，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的剪刀差。日本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的异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2 日本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东京奥运会的确发挥了促进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战败国形象等政治、经济、外交作用。但是，东京奥运会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国民对体育运动参与意识的增强，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进
行重新审视。日本著名马拉松选手谷幸吉的自杀事件成为日本国民及体育界对现代奥运会反思的主要契机之一。
马拉松运动是日本国民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谷幸吉在东京奥运会马拉松获得铜牌后，轰动一时，成为日本国民崇拜的偶像。由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本身的伤病，加上运动成绩每况愈下，谷幸吉已经不可能实现国民的期待，于是在1968年1月9日写下“我再也跑不动了”的遗书后与世长辞了。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朝日新闻》发表了“无视人性的期待” 的评论员文章，分析了“谷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运动中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痛斥了缺少人性的竞技运动。
学者们认为，国家应当重视大众体育的开展，不应当只把大量经费用于少数精英的高水平竞技运动。为了解决国民体育场馆不足的问题，与其花巨资建设一座大型场馆，不如用同样的资金多建设一些便于国民活动的中小型场馆。
他们主张，作为文化的竞技运动应当真正归还给国民。这种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申办名古屋奥运会的运动。
1977年日本爱知县知事发表了申办1988年名古屋奥运会的讲话，1979年名古屋市公布了申办方案，1981年日本参众两院通过申办决议。但当地市民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财政负担，保护市民福利、发展大众体育以及现代奥林匹克的政治化、商品化等为理由，强烈要求取消名古屋奥运会的申办，并得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支持，最终使名古屋申办奥运会活动没有成功。
从东京奥运会的狂热到/谷事件0的发生，从对现代奥林匹克的反思到抵制名古屋奥运会的申办，反映了战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3 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兴起
(1)体育人口。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据日本1997和20015体育6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以上者已达33%。这个比率远远高于我国。
(2)体育俱乐部。日本大众体育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体育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参加俱乐部均属自愿。1984年日本已有利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30万个，1994年已达37万个，2000年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已占总人口的22%。日本文部科学省1995年提出在全国建立5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6，2000年在全国指定48个市区率先实施，并每年拨款1300万日元支持该项计划。
(3)体育指导员。大众体育的开展需要指导者，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是保证大众体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87年日本文部省出台了5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知识、技能审查认定制度6，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认定资格的人数已达9万人。1996年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为6万人，人均比率大大低于日本。
(4)体育场馆。活动场所是制约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京奥运会以后，为了解决大众体育运动场馆，日本加大了体育场馆的建设力度，1996年日本每10万人拥有体育设施260个，远远高于我国的50.82个。
在日本的体育场馆中，学校占的比率最高，约58.9%，因此为了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日本文部省规定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根据1998年文部省的统计，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的开放率，星期一到星期五为42%，星期六为40.1%，星期日为38.5%。
(5)经费。日本大众体育的经费来自于国家、地方、民间、彩票等多渠道，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多。仅以1985年以后国家投入大众体育的资金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85年为2509亿，2000年为3959亿。
4 几点启示
(1)成功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契机之一。
(2)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必然会激发国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掀起大众体育的热潮。因此，在筹备奥运会期间要充分考虑各种基础设施以及体育场馆的类型和布局，做好奥运会之后大众体育迅速高涨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这样，既可以缓解奥运会之后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利用体育资源方面的矛盾，又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投入巨资修建的体育设施，减少浪费。
(3)2008年奥运会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民的金牌意识会逐渐淡化，运动休闲意识和对健康追求的意识会不断增强。因此，及时调整体育工作的战略重心，重视大众体育发展，加大对大众体育的投入，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