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人民的创建

叶挺与人民的创建

叶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家、军事家，对人民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大时期，他领导的团，是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在土地时期，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任前敌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将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为新四军，起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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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家、军事家，久经考验的主义忠诚战士，中国人民的创建人之一，被人们称为“没有授衔的元帅”。大时期，他是北伐名将，战功赫赫；土地时期，他参与领导南昌、广州，是的重要领导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军长，继承与发扬铁军光荣传统，是精忠报国的抗日先锋。

叶挺的名字，与人民的创建有缘。北伐战争时，叶挺团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南昌时，他为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为创建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是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叶挺团是的第一支正规的武装

叶挺16年9月10日出生在廣东省惠阳县秋长镇周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在先辈精神影响和进步教师的启蒙下，他特别爱读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仰慕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气节。后

来又读了许多宣传民主主义的书刊。这样一来，他很早就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立下了追求真理，投身的志向，“振污世，起衰溺”，以救国救民为已任。辛亥以后，他受潮流的影响，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走强兵救国之路。军校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1919年参加援闽粤军，任第一支队参谋，与青年军官邓演达志同道合。1921年，孙中山下令扩编粤军，叶挺任第一师师部参谋兼工兵营副营长，不久即调任大本营警卫团二营营长，担负拱卫总统府的任务。1922年6月16日，跟随孙中山多年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保卫总统府，英勇抗击叛军，并掩护宋庆龄脱离了险境。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叶挺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南北军阀混战，百姓受苦受难，激起他对旧不满意，萌发了创造新型的思想。1924年夏，经孙中山同意和廖仲恺的帮助，叶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又入红军学校深造，与聂荣臻、王若飞、王一飞同班。同年12月，叶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主义的转变。

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所辖统一改编为国民军。原粤军第一师编为第四军。9月，叶挺学成回国，任国民军第四军参谋。10月，叶挺随第四军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后又随军南征，叛军邓本殷。这时，广东区委认为必须建立一支以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作为大的核心力量。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把这一任务交给叶挺。1925年11月21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在广东省肇庆成立，叶挺任团长。次年1月，三十四团改为团，仍由叶挺任团长。全团分三个营、两个直属队，共2100多人，连以上干部多为党员。其中，铁甲车队是叶挺团的主要来源，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它是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建立的，最初由孙中山的卫士长卢振柳兼任总队长。它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但人员调配等都由决定，实际上是中国党所领导的武装，1924年11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将军校首届毕业生周士第、徐成章、赵自选等5人分配到铁甲车队工作。

他又将廖乾五、曹汝谦派到铁甲车队。经过筹备，广东区委又从各地挑选了100多名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充当队员，全队共有150人左右。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党代表廖乾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党员。团还有一批骨干，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党组织又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了一大批农民、工人和学生，进团。组建团时，铁甲车队的人员很受重用。队员可以当班长，班长可以当排长，排长可以当连长。如周子昆就是由班长提为排长，莫奇标、李海涛、高超就是由排长提升为连长。黄埔军校调来的人员是团的骨干。如曹渊、许继慎、杨宁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营的营长，曹渊牺牲后，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卢德铭、袁也烈安排当连长。朱德说：“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1925年广东进行改组，将所管辖的统一改编为国民军时，我党派叶挺同志成立团，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训练。”

叶挺团在北伐战争中打先锋，屡建奇功。叶挺5月中旬从广州出师，6月初到达湖南安仁，击败敌人六个团，首战告捷。接着，攻醴陵、取攸县，战平江，破天险汀泗桥，大战贺胜桥，血染武昌城下，武昌。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披靡。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名震华夏。叶挺被称为“北伐名将”，他所在的被誉为“铁军”。

叶挺团的编制、经费在第四军，但干部任免不受第四军约束，由决定。团保持了性。团里设有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领导。各营和直属队设有党小组，党员定期过组织生活。全团的党员由最初2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团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党内外开展政治工作。在北伐战争中，党员、共青团员起了模范作用，带头冲锋陷阵，排以上干部牺牲60多人，战士牺牲1000多人。由于政治工作得力，团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各地党组织很快就动员、抽调人员补充进来，使团一直保持了顽强的战斗力。可以说，叶挺团成为了中国党领导武装力量的最初尝试，是中国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叶挺功不可没。二、参与南昌的决策与准备

1927年7月大失败后，中国党于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叶挺和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5人，是南昌的主要领导人。叶挺参与了的策划、组织以及从南昌至潮汕战斗的全过程，起了独特的作用。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武汉国民做出“东征讨蒋”的决定，命张发奎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四军、十一军、二十军，组成东征军。6月下旬，叶挺任师长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由湖北开赴江西九江，准备“东征讨蒋”。随后，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也来到了九江。叶挺似已预感到汪精卫将要实行反政变，抓紧对进行严格训练。他教育说：“我们一定要认真操练，准备战斗，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果然，7月15日，汪精卫公然叛变了，对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为了挽救的失败，实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临时政治局常委毅然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向南昌集中，准备。为此，派李立三、邓中夏去九江指导工作。也派聂荣臻前往九江，担任前敌。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交待，将意图第一个通知了叶挺。叶挺表示坚决拥护决定。

7月20日，叶挺参加了由李立三在九江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传达了关于发动军事的意图，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体地分析了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原来打算联合张发奎，共同。“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和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1}但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明显向右转，越来越倾向汪精卫的立场。与会的叶挺等人分析了张发奎的政治态度之后，一致认为应该抛弃联张的意图，举行军事行动。“应该抛弃依张之，而决定一的军事行动。”{2}会议还决定各迅速向南昌集

中，会同贺龙的二十军，在南昌实行武装。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南昌举行武装。会后，李立三、邓中夏前往庐山，向瞿秋白、张太雷通报会议情况，请他们向党汇报；谭平山、叶挺则去给贺龙做思想工作，贺龙立即表示拥护党的决定。“平山同志在浔，乃由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3}

这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在庐山密谋“清共”，图谋解除第二方面军中党人的兵权。“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之党”{4}。7月23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等作出决定：“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晚举行”，并“急电征可否？”{5}。叶挺提出了武装的具体建议。

7月24日，常委开会，同意九江同志意见，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前去领导。“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的时候，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6}次日，周恩来抵达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人传达了党正式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的决定。

与此同时，张发奎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于24日发出命令，要叶挺、贺龙来庐山开会，开往德安集中，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张发奎的这一阴谋后，立即下山，和叶挺、贺龙等在九江甘棠湖的小划子上秘密开会，决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直奔南昌。26日，葉挺所部开到南昌，随后，贺部也抵达南昌。27日，周恩来来到南昌，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并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30日晚上举行，并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周恩来去找贺龙谈话时，贺龙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当的准备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时，张国焘于30日来到南昌。他说：“意

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经过前委开会争论，决定依然举行，但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接着，叶挺起草了作战命令，于31日以贺龙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布。叶挺为南昌的准备，打好第一，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三、担任南昌前敌总指挥

在南昌的过程中，叶挺作为的前敌总指挥，亲临第一线指挥英勇作战，为确保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加南昌的有2万余人，主要是贺龙的第二十军2个师7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3个团、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一个营。叶部的战斗任务是歼灭敌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及第六军五十七团，并负责歼灭敌卫戍司令部。30日下午，叶挺召集二十四师40多名营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决定，进行战斗动员。他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蒋、汪联盟的反大阴谋已经表面化，遭到严重挫折，根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到南昌，准备实行武装，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动派的联合阴谋，回击敌人的进攻。与会军官一致表示拥护。师参谋长徐光英在会上作了战斗部署，说明了敌人在南昌的兵力分布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指出只要叶、贺两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敌人可能增援，要求一个晚上结束战斗。为了争取时间，叶挺又详尽地交待了战术。他命令七十一团攻打南昌天主堂，解决敌第六军五十七团；七十二团一部分攻打南昌贡院，歼灭敌第三军二十三团；七十二团另一部分解决驻在新营房的敌第三军第二十四团。他要求所部积极做好准备，做好侦察工作。傍晚，他陪同周恩来一起巡视教导大队第三队的营房，检查弹准备情况。他说：“这是与反搏斗，打起来以后不要怕牺牲。”{1}并向党代表李逸民交待具体任务：“一排到司令部协助警卫，二、三排参加战斗。”袁也烈将军回忆道：听了叶挺动员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反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二）

组建军部机构

军部在南昌时，叶挺抓紧军部各办事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司令部有20多人，下设参谋处（赖传珠）、军法处（李一氓兼）、副官处（代肖泽禄）、军需处（叶辅平）、军医处（沈其震）、秘书处（李一氓）。政治部下设组织部（李子芳）、敌工部（林植夫）、部（邓子恢兼）宣传部（袁国平兼）。

新四军组建之初，干部奇缺。除延安派来一部分干部外，叶挺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加入新四军。沈其震是一位留学日本的青年医学专家，经叶挺动员来到新四军工作，被任命为新四军医务处，对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林植夫是大学教授，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叶挺委以敌工部之重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有北伐战争时担任过国民军第三党代表的朱克靖、经济学家钱俊瑞、音乐家任光以及叶挺的胞弟叶辅平、侄儿叶育青、叶钦和等，均先后由叶挺动员来到新四军。他们为新四军做出了奉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1939年8月，叶挺胞弟叶辅平去处理慰劳物品和军需物资，归途中在广西翻车殉难。

（三）指挥开赴前线

新四军军部人员到达南昌后，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等立即分头到各游击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在交通不便、联络困难的条件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计10300人，6200支。1938年2月13日，叶挺军长在南昌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副参谋长周子昆和参谋赖传珠汇报编组，集中情况，研究解决改编的有关问题。

蒋介石为了新四军四处活动，解除其后顾之忧，并给日本进攻武汉设置障碍，要

新四军立即集中到安徽岩寺。认为这是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建华中根據地的有利时机，立即拍电报给军部：“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必须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1}。2月14日，叶挺率陈毅、李一岷前往三战区驻地屯溪，向顾祝同交涉新四军集中地点和经费等问题，对岩寺周边的地形、经济情况进行考察。陈毅找到第三战区做工作的特别支部负责人黄诚、陈国栋、谢云晖等，了解国共关系的有关情况和群众基础。1938年2月27日，叶挺致电朱德、彭德怀，汇报新四军各部行动略况，“四军各部以驻地分散，集合后军需补充不能立刻[完]备，政治问题之传达及内部问题之解决不能立刻普遍，一致行动不能迅速”{2}。3月18日，叶挺偕同一部分先遣人员离开南昌，再次赴屯溪处理集中有关问题，然后转赴岩寺，对到达后的驻地、给养保障等事项，进行检查布置。3月21日，叶挺致电军部，命令已作好准备的机关尽早移往前方。4月4日，军部到达岩寺。这时，当局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前来点验，说新四军人多少，要减少编制。叶挺则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放到教导队培训和充实基层、将宣传队和服务团调到军部等办法，机智巧妙地应付了点验。经过短期整训，按照的指示东进敌后抗日。

（四）解决军费物资

新四军组建之初，军费甚少，物资极端匮乏。叶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为筹集经费，购置支，解决物资给养。首先争取拨给军饷。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之初，经何应钦批准：“已领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3}。1937年11月21日，叶挺向蒋介石提出要加拨经费18万元，蒋介石不答应。经多次协商，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核定军费为6.5万元，与所要争取的经费相差甚远。而一个师的经费每个月20万元，项英在给电反映：“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数一万余，购买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4}。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要叶挺继续向陈

诚请求增加经费至少10万元以上”。为此，叶挺写信给陈诚和顾祝同，敦促他们帮助解决经费问题。“顾加款一万，已由希夷函陈诚。另一万可由两叶及周经顾祝同提出，较易做到。”{5}经过叶挺的交涉呼吁，再加上周恩来的多方活动，新四军的每月经费由6万5千元增加到9万元，情况有所改善。周子昆在致信中说：“我们每月全部计算即预算须9.656万元之多，军部及直属队还在外”。可见，叶挺在争取经费方面的难度之大和新四军经费的紧张程度。后来又增加到13万5千元。其次，叶挺尽量利用在的老关系，帮助解决军需物资。1938年1月15日叶挺去赴广州，继续奔走于筹款购之事。他在广州通过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和广东当局其他熟人，搞到了一批军械物资，并在购买了一批武器。据叶钦和回忆：“新四军干部、警卫和教导队使用的驳壳，全是叶挺同志从买运回来的，一共买回来3600支，团以上干部的望远镜，都是叶挺同志从买回来的”。再次，叶挺利用国际友人的帮助，解决军需物资。林可胜是一英国籍的华裔生理学家，此时正在汉口筹办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军医沈其震在征得叶挺的同意后，向林可胜发出了邀请与求助。林可胜十分热情地向新四军医务人员介绍战地救护方法，而且在人员和物资上给予了有力支持，送来了一大批医药器材。此后，新四军还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海内外募集了不少军需物资。

（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1938年1月中旬，叶挺到、广州等地筹款购买军需物资，并不失时机地通过媒体向国内外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在回答美国记者有关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条件问题时，充满信心的说：“日本人以为我们打得屈膝了，自然得意忘形地照着战胜国的惯例，提出胜利的条件来。但我们不但不会屈膝，并且站得更硬更稳；不但站得更硬更稳，并且冲上前去！”叶挺在和《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的谈话中，非常坦率地说：“我生来就是军人的性格……。在目前，只想怎样战胜日本。”

为了多形式地宣传抗日救国，叶挺在南昌领导组建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他从团长的人选，队伍的组成，女兵的生活和战地服务团的具体事项都亲自过问。叶挺动员他的老战友朱克靖加入新四军，并担任战地服务团的团长。他对朱克靖说：“老朱，你还是同我们一起来干吧，我要成立一个以文艺宣传为主要任务的战地服务团，这个团长你来当最合适。”朱克靖欣然领命。他们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宣传中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丑恶面目，鼓舞和人民保卫家园，奋勇杀敌。这时，全国各地许多热血青年，包括学生、文学家、音乐家和戏剧演员都像向往延安一样，奔向南昌，集合于新四军。如音乐家何士德、舞蹈家吴晓邦、文学家丘东平等。叶挺亲自找这些文化人谈话，勉励他们为抗日贡献青春和才华。叶挺还邀请了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来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采访。她被团员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地新闻和通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一支抗日劲旅新四军，新四军中有一批以宣传抗日为重任的“铁军轻骑兵”。

总之，叶挺认真贯彻指示，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新四军的改编成功和的东进北上抗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新四军的建立和发展建立了光辉的历史功绩。陈毅说：“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叶军长的功绩。”叶挺在新四军期间，新四军对日作战4000余次，歼敌10余万人，自身也由1万人发展到10万人。赞扬他“领导抗战，卓著勋勞”；“赞誉他为“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铮铮铁骨，浩气长存”。

Abstract： Ye Ting is a gre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and strategist. He onc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army.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the independent regiment he led was the regular army 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CPC.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he participated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as a

front commander， firing the first shot of the armed struggle against the Kuomintang.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he served as commander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reorganizing the Red Army guerrilla forces as the New Fourth Army.

Key words：Ye Ting；establishment；role

people’s ar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