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理论模型的构造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2]

转轨理论模型的构造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从一部转轨经济学新作引发的讨论*

陈 甬 军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对国际上一部最新的转轨经济学著作的内容介绍和评论，论述了经济转轨的本质内容及对其进行理论模型构造对于推动经济转轨理论研究的意义，比较分析了作为转轨具体过程的“平行推进”与“先后推进”战略，并对这些理论内容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 键 词：中国、经济转轨、经济改革

本文作者：陈甬军，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约

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E-mail：nbarmy@yahoo.com.

一、引 言

新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分之一，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表现出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何通过转轨平稳地溶入全球经济，而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做出独特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应该说是合格的，它的持续发展既有自身发展阶段和国际条件的配合，更有经济转轨的基础支撑。因此，中国经济的走向，特别是转轨的走向，仍然是世界经济学家最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总体上看，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转轨的走向呈现在“一边倒”的主流中夹杂着不同声音的格局。“一边倒”是指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所坚持的“走向资本主义”才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最终出路的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是指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肯定和在对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期盼。在日益开放的今天，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更希望看到的是对转轨经济全局性和基本机理的理论分析成果，以推进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轨模式，比较好地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任务。

*题记：5年前我在访问美国期间，曾撰写了一篇关于过渡经济本质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论文，回国后

先后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和《改革》上。由于那篇论文针对国际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而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后被多次引用、转载、讨论和商榷，《光明日报》（理论版）也作了专访。这一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多方面视角的理论指导和借鉴。因此，在2004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再次到美国访问研究期间，我利用正式课题研究之余，又再一次浏览了新世纪以来国际上有关过渡和转轨经济的大部分英文研究成果，希图从中找到可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指导、帮助或者借鉴、参考作用的理论养料，于是就有了这一篇论文的产生。由于这一篇论文与5年前的那一篇在主题、缘起和结构形式方面基本相同，它们可以当作“姐妹篇”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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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由于这二个性质决定的这一理论成果过去没有产生的条件，那么经过十几年、二十余年的全世界转轨经济的发展实践和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已经具备了它产生的现实条件，并且已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我认为，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系的约翰. 莫纳高斯（John Marangos）教授所著，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转轨经济模式的选择》(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一书，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值得中国经济学界高度关注。本文第二节简要介绍该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第三节讨论转轨经济各种模式的“最大公约数”问题；第四节讨论是否存在“平行推进”的改革战略的问题；第五节是小结，并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出作者的若干评论性意见。

二、莫纳高斯：经济转轨的理论模型及其分析

相比于其它转轨经济的研究成果，莫纳高斯教授这位1962年出生的现在还不太知名的中年经济学家胜人一筹的地方，是他在这部著作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转轨本身的特定内容，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层面，建立了一个整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构造和分析比较了在世界范围的转轨经济实践中曾经出现过或在理论上可以采用的五种转轨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个转轨模式在转轨过程中的具体差异，并运用了成本比较的方法，计算和排列了应用各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方面的成本，提出了何种转轨模型为最优和次优选择的结论。尽管这是一部纯粹的理论分析著作，并没有对改革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技术方法问题作过多阐述，但这种来源于转轨实践，但又不拘泥于改革具体细节问题而进行高度抽象的研究方法反而使其的理论成果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本节择要介绍该书的基本内容：

1. 分析的框架基础。该书第一章对传统的斯大林经济为什么遭遇崩溃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一开始，莫纳高斯就认为，不能象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仅仅把它归结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要把经济关系与当时社会中的其它组成因素，特别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分析。因此，在第二章中，他就集中阐述了他的这种分析框架。他认为，“过渡”（Transition），就是意味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用于描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运动过程大体上是合适的。为了解决好过渡问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解决：（1）最后的过渡形态是什么？也就是改革的目标问题；（2）应该进行怎么样的过渡过程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也就是改革的道路或模式问题；（3）应用什么样的改革方法来保证改革效果；（4）原有有哪些元素要被保留下来。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学的方法，而是要加上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视角。因为市场关系并不是于社会关系之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影响转轨过程，因此过渡或改革，不能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必须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角度去考虑和审视。

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作者认为，要理解一个经济的变化，分析所有决定经济选择的关系就是一个基本的工作。这样，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运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单独的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用以下框架来表示这本著作建立各种经济转轨模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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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 （什么是现实存在的） 设计变革 蓝图 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 工具：形成最初 的变革过程

图：各种经济转轨模型的基础。来源：该书第33页。

即把什么是现存的社会现实与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的期盼进行分析对比后，设计改革的目标和蓝图，从而制定具体的来形成改革进程。反之，任何改革的实施都是为了通过改革社会现实而达到实现一个好的社会的目的。

2．研究目标和工具：作者认为，这本著作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理论框架，并对现实转轨

过程模型化，研究视野集中在“发展一种能够系统理解转轨经济制度动态变化的模型上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应用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对转轨过程基本层次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特别是决定区别转轨模型的各个因素中，作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变量可以用来进行划分：（1）经济分析方法的区别。主要存在新古典自由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主要经济分析方法；（2）在对什么是一种好的社会的认识 方面的区别。由以上三种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所决定性，产生了三种选择或信仰：一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二是由后凯恩斯主义所欣赏的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三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演化的，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3）在过渡和转轨的时间和速度方面的区别。主要有二种速度：一种是实行“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另一种是主张渐进改革，逐步演进。在这二种速度的后面实际反映了二种对转轨过程的看法，前一种是认为改革可以创造市场，后一种则认为市场只能在改革中逐步成长。而前述的三种思想流派的分野也表现在改革速度的选择上面。新古典自由主义要求改革快速推进，后凯恩斯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则都倾向于改革要逐步推进，因为它们都认为：制度、行为和思想的改变都不可能立即完成；（4）政治结构方面的区别。作者认为，转轨过程的进行必须依赖于政治结构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会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促使各种利益集团的涌现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据他分析，存在政治多元化，民主的公民社会和政治非多元化这三种政治结构；（5）意识形态分类。也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由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来自于亚当斯密理论的自我利益中心论；二是由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所推崇的把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公共利益论；三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人民参与制；（6）是否重视初始条件的区别。由于各个转轨模型对改革要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因而对改革开始的初始条件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存在着“无关紧要、有一定关系、重要、非常重视”四种不同的态度。

3．理论模型的建立基础。作者认为，根据以上六个基本层次的区别因素可以构造成五个不同的转轨经济理论模型。它们分别是：“休克疗法”的转轨模型；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渐进模型；后凯恩斯主义的转轨模型和社会主义转轨模型（其中又可分为政治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和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在此分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针对转轨要实现的目标，转轨过程中要采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和时机选择也成为区分各种转轨模式的重要变量。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任务就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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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转轨模式区别的第二层次元素。这些元素有：(1)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2)私有化(民营化)；(3)制度安排；(4)货币与金融；(5)财政；(6)国际贸易与外国投资与援助；(7)社会。根据这个第二层次的元素，也可以构造不同的转轨模型。

作者认为，要完成对理论模型的构造和分析工作，还要注意二个问题：一是各个改革环节的前后顺序的安排；二是改革全程完成的时间规定。从现实来看，有的国家过渡仅仅用了3—5年；有的国家则长达二十多年（如中国），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可以统一规定为10年，这样就可以在理论上分析和表明更为重要的关于各个改革模式所采用的改革环节的先后顺序安排不同这个重点。

4．转轨成本的定义及测算。在前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在第三章中，作者着重提出了经济转轨的定义及其测算方法。作者认为，转轨的目标是要通过选择建立市场经济关系来增加社会福利，而这个由转轨而得到的社会福利可由如下公式来表达：

转轨的社会福利 = 转轨的净收益 = 转轨总收益—转轨总成本

由于最大福利化可以转化为最小的转轨成本问题，可以假设所有的转轨模型在建立了市场经济关系后得到的总收益相等，那么重点就可以放在对转轨成本的具体测定上面。作者在这个成本测定中运用了三个方法：一是分类法，将转轨成本分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国际成本三大类，国际成本又分为国际援助成本和外国直接投资成本二个子项。二是适应法，作者指出，一个转轨模型的实施，要面对一系列的客观，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外部环境的。如果某一转轨模式适应这一客观环境，改革就可得以比不适应这一客观环境低得多的成本来进行，反之就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代价。三是排序法，由于转轨成本的测定是宏观整体上进行的，因而不可能测算出它的绝对数字，但可以通过各个模型的成本大小进行相对排序，来比较和反映孰优孰劣。

5．各种模型的具体分析。该书从第四章到第八章的五章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具体对五种转轨理论模型进行了详细讨论。这里的每一章都按照基本层次元素和第二层次元素的次序进行逐个分析，阐释了该模型所主张的转轨内容的先后时间顺序及其带来的转轨成本。在五种模型中，“休克疗法”、新古典自由主义渐进模型和中国模型有现实的具体国家应用的实例，而后凯恩斯主义和政治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作者是当作有可能在现实中实施的转轨理论模型来讨论的。这二种模型之所以最终没有在转轨实践中被应用，存在着经济、历史、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因素。

对于前者，作者指出，后凯恩斯主义反对在转轨中进行快速、激进和不能控制的改革。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稳定的一揽子的渐进式的自由化与积极的相结合的改革，将会比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转轨方式产生更好的效果。正如经济学家Herr所指出的，市场关系的发展过程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协调推进，以保证市场关系占支配地位。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转轨中不仅仅要求有效果，而且要求马上兑现。国际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和国际组织也不喜欢实施这种后凯恩斯主义的转轨主张，原来实行集中计划经济国家的政治同盟也阻止这种转轨过程的实施。因此，后凯恩斯主义的转轨模式就未能真正在改革实践中实施。

对于后者，作者强调，由转轨的性质决定，转轨过程并不会自动地通向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可能性。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东欧国家早已存在。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等于斯大林模式。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即通过市场关系的发展和允许人民群众通过参加民主政治过程参与计划的结合形式得以实施的话，计划经济的崩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崩溃出现的话，也为重新审视和再造社会主义提供了机会，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由历史可能性所导向和决定的有现实可能的转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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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在中东欧实行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经历，使市场社会主义并不吃香，人民群众往往把任何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当作斯大林主义来看待，而把资本主义当作繁荣、法制、民主和排除商业短缺的唯一道路。最后就由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后来的现实选择。政治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这些最早产生这一思想的国家只能失之交臂。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按照程序分析了实施这二种理论模型的改革顺序和改革成本。

6. 总体结论。那么,在五种模型中是否存在一个可供选择的最优模型呢？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应用前述的成本计算方法，作者在第九章中经过计算和比较后指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渐进模型是可以作为可通用的最优的转轨模型来考虑应用的，因为它的转轨综合成本最低。下表是其计算的各种转轨模型的成本从高到低的排序（得分高者为成本低，得分低者为成本高）：

表：各种转轨模型的实施成本比较 模 型 后凯恩斯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 休克疗法 新古典渐进 改革成本从高到低排列的排序 10 10 15.5 16.5 23 (注：得分愈高，改革成本愈低) 来源:该书第408页。

当然，作者最后也说明了这些模型的作用范围。他指出，对模型的成本排序并不是说，如果采用了最佳的改革模型将在后来发生什么样的具体事情，而是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图象来认识已经发生的转轨事件。经济学家既不能让时光倒流，从而教导人家应该去用什么战略去开始改革，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算出转轨的最后具体结果。他们只能审视过去，观察现在，展望未来。这同样适用于对转轨过程的研究。关键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什么时候转轨可以结束？这要由历史来回答。

三、发展市场经济关系：各种经济转轨模型的“最大公约数”

莫纳高斯博士的这本著作，作为国际上近期对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综合了二十年来数百位经济学家的众多研究成果（其著作后附录的有关转轨的参考文献就有近四百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构造和比较分析了五个转轨的理论模型，并具体讨论了它们的特征和实际应用价值，应该说是具有理论创新层次的重大意义的。我认为，这方面的主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通过成功地应用构造理论模型的方法，明确了转轨和过渡经济的本质内容，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关系是经济转轨的中心内容和各种转轨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从而为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平台”；二是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各种转轨模式在转轨过程中的具体差异，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进一步加强了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本节先讨论第一个方面。

所谓理论模型，就是人们运用理论思维对具体事物进行高度抽象后对其本质还原，反映和描述。这种还原和描绘既反映了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理论把握程度、深度，又可以用于指导实践。“理论模型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它的抽象性，它几乎不能直接应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但同时又因它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在适当具体化的条件下，应用于一切存在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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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模型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基本关系的地方”。○可以文字描述，也可以图表表达或数学

公式体现，但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模型必须是对事物本质的准确把握和反映。因此，所谓转轨的理论模型，就必须反映转轨的本质内容，反映这一事物区别于其它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事件的区别。那么，转轨这一特定词汇所具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绝对多数经济学家在讨论“过渡”、“转轨”和“改革”这些概念的基本定义，就是指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一特定事件的特定内容，简言之，就是从计划到市场。“转轨或过渡，作为一个反映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和转换的一个特定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指从计划到市场，而不是反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② 莫纳高斯也是遵循或坚持了这一定义，从而建立了他的理论模型所要反映的社会事件的理论边界和特定内容。莫纳高斯把坚持和发展市场经济关系当作所有转轨国家的共同特征，正是对从计划到市场这一过渡经济本质的另一种解读和表述，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

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关系这一基本内容，实际上就为我们把握复杂的转轨经济现象找到 了一个“最大公约数”。各种转轨的模式尽管有许多方面的具体差异，但却能够在这个公约数 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最大公约数”，尽管在莫纳高斯所谓的基本层次元素上，各个转轨国家会对“什么是一种好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也都会在所谓的第二层次上表现出具体改革任务的高度雷同，而不同的仅仅是它们改革的先后顺序和改革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计划到市场的运动和过渡，这个构成转轨经济中心内容的事件，还是具有其特定的共同内容的。这就是，它们都要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发展市场经济关系。因此，也都必须实行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货币与财政改革；实行开放经济；推行配套的社会；确立市场关系的制度安排。在这里，各个转轨模式的差异并不在于有没有这些改革内容，而是在于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改革的这些内容。这实际上也就从一个方面对前一时期颇为流行的所谓“宪政转轨论”的观点，即认为只有进行了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取代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和过渡才算合格或成功的观点，提出了本体和方方面的异议。

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关系这个“最大公约数”，也为我们研究转轨经济划定了一个理论“边界”。这就是，只是能够被这个“最大公约数” 公约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事件，才能纳入转轨经济的主体范围，与其有联系的则只能够放在外围来处理。这样就可以改变过去在转轨研究存在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现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把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转型和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纳入转轨经济的研究范围，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也不会把中国的发展问题等同于改革问题来讨论（尽管这二者密切联系）。在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问题。

实际上，1990年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撰写的名为《华盛顿共识》的文章和2004年英国“伦敦外交中心”发表的由雷默所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都是对二种不同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们并不完全限于经济转轨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指导与经验概括。因此，它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发展市场关系这个经济转轨的本质内容形成了一个“交集”。如果从转轨经济研究的角度出发，把它们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更为妥当。如果再联系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在1998年首次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我们也可以再把“新自由主义模式”分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渐进的新自 1樊纲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页。

②.陈甬军：《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中国经济问题》200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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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模式”两种,而这些模式实际都已经包括在莫纳高斯所分析的五种转轨的理论模型之 中了。

由此我们可以领略理论模型的重要作用。而要建立对实践有高度穿透力的理论模型，关键要抽象一个最本质的规定作为基础。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作为统一各种转轨经济模式的“最大公约数”，既符合经济转轨实际，又有利于理论分析。

当然,莫纳高斯所归纳的这些模型并不能当作现实改革的具体蓝图和方案来运用，但它却在人类理论思维的高度上构筑了人类认识转轨这个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制度变革事件的一个特定的理论认识框架，因而才具有推动理论进展和实践发展方面的重大意义。正如网络上一篇书评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目标是介绍和发展一种分析框架，以把从计划到市场转轨过程模型化。J.E. King教授在该书序言中也指出：“这些理论模型可以用作二个方面：首先它提供了把转轨当作历史过程来认识的一种分析工具（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其次，它还提供了进行重要思想实践的框架：转轨是怎样进行的？ 是否存在一个最好的转轨模型？是否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或者说采用何种模型将会使转轨的成本最小化”。“作者认为，转轨存在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用以比较各个转轨模式的优劣”。“这是一种高度原则和有特色的分析方法，他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引来相当多的争论。许多人会

1 质疑这里所有的方法，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四、转轨过程：“平行推进”还是“先后推进”？

莫纳高斯的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方面，是他在对这各个转轨模型的具体分

析中，都给出了具体转轨过程的不同先后顺序，实际上这也是构成这五个理论模型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变量。从逻辑上看，既然从这些模型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变革实践都包含着“发展市场经济关系”这个最大公约数，具备第二层次元素的共同点，因而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总的集合中当作转轨经济的主题来研究。那么，把它们在区分为五个不同的模式的子集，就需要有区分的变量。按照莫纳高斯的分析框架，这个变量是由从经济分析方法的区别到意识形态分类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这五个因素是深层次的，其在改革或转轨中的具体体现就会表现在转轨的过程，也就是转轨路径或改革战术的选择不同上面。

谈到转轨路径或改革战术，最近有二位经济学家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平行推行”的概念。② 他们认为，“循序渐进”是一个理论有缺陷的概念，为了克服改革中的“不协调成本”，应该采用“平行推进”的改革战略。这个研究成果颇有理论和指导意义，但是仔细推敲仍然存在二个疑点，这里正好提出来讨论。

一是他们把理论界早先应用的“循序渐进”概念定义为先完成A，再完成B，并图示为循序渐进：A--B--C--- 。实际上，经济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应用并不是如此。一般来说，“循序渐进”是指先进行A，然后在一定时间后再进行B，而同时A仍在进行。80年代末期关于“先改企业”还是“先改价格”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展开的。争论的双方谁也没有说，要先完成了价格改革或企业改革，再进行企业改革或价格改革，而是说要先进行价格改革或企业改革，到一定的机制形成后，再开展企业改革或价格改革，同时原来先进行的改革仍将延续。当然，他们对“循序渐进”的如此定义，是为他们后面提出的“平行推进”的概念服务的。如果把“先完成”改回到“先进行”，那么“循序渐进”战略与“平行推行”战略在内容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Monrgs, (2004)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P-2. ○

②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行”---论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 《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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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他们提出了理想化的“平行推行”，可以图示为：

A： 10%A-----15%A-----25%A-----…… B： 10%B-----15%B-----25%B-----…… C： 10%C-----15%C-----25%C-----……

0 t 并指出，“平行推进”的要点是要保持改革开始之后的各个阶段上各个之间的改革相互协调，从而使“不协调成本”最小。由于各种在改革过程中的相互适应的改革进度可能不同，不一定都要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比如，15%的A的改革，可能与20%的B的改革相互协调。同时要注意克服二类不协调现象“瓶颈”与“早熟”等等。这些在对改革启动以后改革路径的选择及其配合，特别强调协调问题是完全正确和富有启发意义的。疑问发生在改革起步阶段，在他们的图示中，各种的改革在一开始就是齐头并进的，表现在时间0年上面的A、B、C等改革的同时启动。这种规定明显有违于转轨的实践。纵观中国和世界其他转轨国家的改革，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往往是在某一、二个领域先行起步，到一定时间再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并最终形成“路径依赖”和“联动效应”。即使是实施“大爆炸”想一步 到位的国家，也是短时间放开价格在前，比较长时间实行私有化在后。因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后者不可能与前者同时进行。从这一点看，“平行推进”理论存在的致命问题就在于，它对改革启动阶段时的各个可同时推进的规定（或假设）并不能成立。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莫纳高斯的著作中已有详细的分析。他在对五个模式的各自具体分析的各章中都专辟了转轨过程一节，用于讨论该模式是如何启动改革及之后是如何实现各个之间的配合的。为了理论讨论的方便，他假定10年为完成转轨的总时间表，然后在这张以时间为横轴，改革内容为纵轴的表上列出各个先后进行改革，并同时并存一段时间，互相配合的图景。五个模式各自不同，比如，他对实施“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的转轨过程分析中指出，即使“休克疗法”要求快速的市场自由化，但仍有一些领域的因素的转轨过程是逐步进行的。比如，必要的制度结构的改革，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只能逐步地进行。还有，预算平衡也只能在维持预算的缺口并通过外援来弥补而逐步达到。一个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只能在维持固定汇率之后一段时间内取得，一个收入只能伴随整个转轨过程而完善。而对转轨中各个改革先后启动后之间的互相配合的分析在他对后凯恩斯主义的转轨模型中的转轨过程的描述中更为清晰。他指出，后凯恩斯主义的改革过程首先从制度结构开始。制度结构中包括了正式制度，如银行和税收制度在内的金融和非正式制度，指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和惯例。在改革的第一年，一旦正式的结构改革发展以后，在居民个人中间就会发展非正式的制度一直持续至改革全过程，在正式的制度结构发展之后重建国家企业、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际贸易的平衡也会在第二年发展，并且与新的制度结构在固定价格、保护和固定汇率的基础上建立起相互联系。金融和财政与产业收入作为市场经济的外沿，也将通过企业再造和充分就业的实现而展开。作为支持居民个人在转轨中收入减少的补充计划和其他计划比如再培训，也将在企业再造中开始实施。这样，再建国有企业的过程就不会被工人的下岗问题而被持续困扰。逐步的价格自由化可在实施企业再造后的改革第六年实施，而作为转轨条件之一的国外援助将贯穿改革的全过程。 综上所述，转轨各国的实施改革中心内容或者说要完成的基础任务是一致的，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关系，建立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各国在历史、政治、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造成了转轨模式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转轨过程中采用的改革方式和“出牌”的先后顺序上面。

由于对这种转轨过程的具体分析，是了解和掌握转轨机理的重要环节，并对改革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认为，可以把这种客观存在的有先有后（不同时）但又会相互并存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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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转轨过程定义为“先后推进”的改革战略，它有别于“平行推行”战略的主要之处在于，在改革的启动阶段，各项改革并不是同时推出的，在改革的中间阶段，它们又会要求实现动态上的并存。因此，“先后推进”的改革战略可图示如下：

A： 10%A-----15%A-----25%A----- „„ 100%

B： 0%B---10%B-----20%B----- „„ 100%

C： 5%C-----15%C---------30%C--- „„ 100%

D： 0%D--5%D-------20%D----- „„ 100%

0 t

五、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莫纳高斯对转轨模式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几个方面的启示。首先它表现在对转轨理论研究的启示上面。世界是多元的，改革的道路选择是多元的，对改革的研究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中国改革作为全世界转轨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由自己的国情所决定的特点，更有由转轨这一特定时空条件所决定的转轨的共同内容。因此，对中国转轨的研究，必须要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有坚实的文化传承，继承人类的各项优秀文化成果，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有所进展。广阔的理论视野，就是要注意吸收各个理论学派的营养，莫纳高斯的这本著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他不但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理论阵营——新古典自由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在转轨中的不同理论主张，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区别与联系，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人类社会发展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意义。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多元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产生第一流的理论成果，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研究中充分注意到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及其不同学派对转轨的不同理论基础和主张。数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在学术上形成的二大阵营，必然会对转轨这一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变迁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西方经济学在学术流派上存在着二个明显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自成理论体系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另一个是强调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作用不可忽视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而莫纳高斯对转轨经济理论模型的构造，正是充分考虑或了解到这二大理论阵营对转轨的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主张后，据以构成不同理论模型的变量，这就与我们过去只注意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转轨主张形成了很大的区别。

应该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其主要的代表模式“休克疗法”或“大爆炸”的采用，在现实和理论界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却并不能说后凯恩斯主义的强调国家干预在转轨中的作用时却没有自己的声音，也不能说其没有变化。这本著作在深入分析大量理论文献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依据二大学派不同的主张和某一学派的内部发展变化，构造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两个分支模式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这三个不同的转轨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具体分析，这就从历史继承性和实践的现实丰富性的二个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转轨理论的研究内容，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样，这本著作从市场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全面地考察了几十年前曾经在中东欧国家风靡一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在现实改革中取得了显著业绩的中国改革道路所体现的独特特征，划分和构造出了政治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和非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这二个转轨模型，大大丰富了转轨经济的理论体系。这种重视理论全局，并把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的风格，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风格。但是近年来，这种风格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很少看到了。理论界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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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理论的弥漫和中国实践的市场经济改革的丰富现实，使绝大多数的转轨理论研究只是在二个端点上面摆动，不是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的实践，就是用中国改革的特征来批驳新自由主义，证明社会主义理论的优越性。实际上，创新的理论是博采众长的。多视角的具有历史纵深和学派综合的理论研究会大大加深人类对转轨过程的认识，并进一步拓展改革的空间选择。在这方面，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次，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中国改革实践的借鉴意义上面。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我们自然关心该书对中国转轨模式的分析。作者在第八章深入讨论了他所谓的政治一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道路。作者所给出的对中国经济转轨的总体评价与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一致。他认为，中国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而走上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中东欧和苏联等国家转轨模式的改革道路，经济改革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表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高位且相当稳定，而且也没有发生严重的不平衡，通货膨胀也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中国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观点是被广泛接受的，中国的转轨经验也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了十分强大的“困惑”。当然中国改革还存在艰巨的任务。

但是，莫纳高斯对中国的转轨经验是否能被其它转轨国家所应用问题的回答持肯定的原因却与众不同。他认为，由于所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同时，中国改革之路的归宿很可能是走向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资本主义。这种起点相同和目的的相同，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经验还是可以被其它转轨国家所借鉴的。他说：中国的转轨过程动态地表现为走向市场资本主义过程，而不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转轨过程中适用的成功实践，不仅是可以作为一种转轨实践的可选择模式来加以运用，在经济理论上也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在这里，他提出的“市场资本主义”的概念，我理解就是相当于中国经济理论界已在讨论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一章还具体地对中国转轨模式的改革内容的先后顺序、时间配置和改革成本进行了分析。

最后，通过理解这本著作的研究过程，结合中国改革的实践，可以归纳得出这么几点比较重要的转轨理论研究的结论：

一、转轨的基本含义是指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虽然这一过程的进程具体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联动过程，但是转轨的本质内容却是建立市场经济，而不是指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前一阶段，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出于基本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的考虑，把转轨过程规定为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并把此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是否最后成功的目标，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很大的漏洞。按照这本书的分析逻辑，这个观点也不能成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进一步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

二、转轨要有一个时间表。转轨既然是一个有特定内容的社会经济的运动过程，那么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就有它的起点和终点。这就提出了转轨的时间表问题。该书把各个理论模型实施转轨过程的时间长度设定为十年，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但实际也内含了转轨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的这一内在规定性。中国改革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5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时间表问题。现在看来，应该对此有更清楚的认识，并在改革的整体发展战略和规划中考虑这一问题。

三、经济转轨要完成基本相同的任务。由转轨的特定性质决定的它的具体内容在各种不同模型中的共同规定，特别是在作者所指的第二层次的转轨元素中，各个转轨国家所要完成的任务基本上是相同的，无非是存在采用什么方法和形式来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差异。对照这些改革的具体任务和采用其他模型改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产权关系、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这几个领域还存在着“攻坚”的改革，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四、现在决定未来。这本书提出，转轨主张的分歧的源泉来自于转轨国家的领导层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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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对“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的认识。而这种来源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按照作者的分析，又是由对过去的社会现存状况的满意程度所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因此，这里实际上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来阐述转轨的不同主张和路径依赖的出发点问题，明确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改革的动力是源于对旧的不满和对新憧憬的话，那么在现在的社会现实存在的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这种是否还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促使人们继续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特征的有效途径？还是在目前这种已经有边际收益递减的性质，预兆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路不通”，而只能像本书作者和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应该说，现在确实处在这二条道路选择的历史关头。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前面提到的要完成的改革的各项具体任务更为重要和困难。而在对“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正如这本书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占有天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现在有美国样板和欧洲样板，社会主义过去有计划经济的苏联样板，但是最后失败了。现在有市场经济的中国样板，但是在和制度上还有种种不完善之处，导致经济和社会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要求人们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不能光靠口号和政治灌输，更需要经济改革的推进、政治改革的启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实际上就是由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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