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六

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一

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虽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 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 ”[5]。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坊市制度，几近驰坏。唐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 二

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

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

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 起先，很可能同样基于“恶其殷盛”的原因，隋炀帝于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将汴州撤消，改隶郑州，降低了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恢复，但仅为普通大州。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要对象，唐王朝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来，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广之。

这次修城又称“筑罗城”，就是修筑外城，从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规模相当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李）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仪、李维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9]。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

进入中唐，与扬州相比，汴州因为“王室藩屏”[10]，监控关东藩镇，守护长安，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史留用，唐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年）刘晏改革漕运后，江、汴、河、渭分段运输粮食，除粮纲经过汴州外，又规定“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钱、帛等物的中转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东、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这样，汴州与扬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至唐末，北部中国战乱不休，民穷财尽，城市凋弊，长安、洛阳今非昔比，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闪光点。

经济发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按天宝七年（７４８年）算，整个扬州地区有七万七千一百五十户，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口，较初唐增加三倍还多[12]。按理，城市人口增加更快。特别是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后，北批南下，扬州城人满为患。《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三月，扬州城区大火，烧毁民房千区，十月，又遭大火，烧毁民房数千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今人推测，当时扬州城市人口（包括市内和郊区）约十九万，城区人口可达十多万人[13]。

汴州时领县六个，人口约五十八万，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则将近十五万人。再加上“大军十万”驻扎，人口压力当比扬州为大。同扬州一样，汴州也为四方人士趋之若鹜之地，刘宽夫谓之“当四会五达之通，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14]，流动与侨居人口相当之多。比较城区大小，扬州城周遭在三

十五里以上，汴州城“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明显小很多。据此，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扬州。

人口过密，居住混乱，城市秩序已很难控制。当时的汴州“邑居庞杂，号为难治”[15]。封闭的市坊制度根本无法维系，居民侵街现象非常严重，到后周世宗修展东京时，已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曰：

先是大梁城中（按指唐时修筑的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mo）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可见，普遍的侵街占道，能通大车的街道都不多了，强行拆迁，才能拉直开阔。“于存殁扰动诚多”，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阻力很大。不得已，知开封府王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强制执行，曾当街杖死一名工作“驰慢”又不服责备的厢校[16]。即便如此，还只是部分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不可能全部拆除。

柴荣勇于承担“怨谤之语”，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辇毂（nian gu）之下，谓之诰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藩，屏障。翰，通“干”。栋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阗（tian），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广开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17]

这种种混乱的局面，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体形成了。 三

侵街这样严重，坊墙肯定破坏不堪。市场也不再受局限，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从王建诗句“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东、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这里所说的汴河东、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侵街严重的现实，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因此在扩展街道时，“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9]。

现代学者认为，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坊墙，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调动居民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坊”和“市”的围墙，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si）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随后，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沿汴河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北面街。《梦梁录》卷一六《酒肆》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挂栀（zhi）子灯习俗时说：“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行人的，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为欢迎皇帝游幸，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 经过这样的变化，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当时“街巷”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街巷上有临街店肆。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21]。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 北宋东京开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赵匡胤所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政权。“杯酒释兵权”，强化集权制度。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宋都开封的原因

1．1．关中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

经过多年的垦拓，地力衰减，加上战乱，关中凋敝。而南方此时开始繁荣。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关中作为政治中心要接受经济中心的支持，其最大的问题漕运的艰难。特别是经过黄河的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运到长安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在为了便于统治全国，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况下，接受南方给养的便利性已是选择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五代。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定都汴洲。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他的发家之地，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时汴州有利的经济地位。与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xu)。他以唐室后裔自居，故在灭后梁后，迁都洛阳。但由于赋税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一旦离开漕运便难以为继，因此后唐洛阳常闹粮荒，终于引起兵变。后晋时，汲取了后唐的教训，又将国都迁回汴州，改名东京。石敬瑭天福二年（938年）有诏曰：“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残伤之后，车陡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察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这不仅是后唐，而且是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建都东京的真实原因。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诏书中说：“浚都（东京）重地，汴水名区，控襟带于八方，便梯航于万国。眷言王气，允称皇居。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颁诏修城时也谈到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

1．2．开封的发展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是中国都城由西向东历史性的转移。这次转移的重大变

化之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在军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东京完全是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北宋的都城，也就是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封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漕运体系的发展建设史。 早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的郑庄公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开封。开封漕运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断时续且十分漫长，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第一，战国时梁惠王开鸿沟；第二，隋炀帝开大运河；第三，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如此之后，形成了发达的水路运输体系，使开封成为“天下之枢”。相应地，这也是开封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1．3．开封的漕运体系

经过以上漫长曲折的过程，东京的漕运体系已基本形成。到北宋立国，又多次修浚，使其更为完善。其中直通东京城内的主要河流有汴河、蔡河、金水河和五丈河，号称“四水贯都”。

五丈河，又称广济河，因河宽五丈而得名，位于京城东北部，是通向山东一带的主要水路。

金水河，又名天源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从荥阳黄堆山引京水至东京城西而成，过中牟后名金水河，原为补五丈河水源而开。由于金水河水清而甘，故成为东京城内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首先是保证皇宫、官府及寺院的用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经新的开挖修整后，沿河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民众也得以为饮用水源。总的来看，其漕运功用不是很大。

蔡河位于京城南部，闵水、洧水、 水通过此河而会。由东京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缭绕从陈州门西普济水门出城，流经通许至陈州东南入于沙河，以通陈、蔡、汝、颖诸州。这样，京西北路漕运多仰此河，如陈传良语：“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蔡河又沟通江南达于长江，每年运淮河粟米六十万石。故其航运价值十分巨大，仅次于汴河。

汴河是四条河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实际上是隋朝大运河中通济渠的一段。再先是秦汉间的鸿沟，西汉时的蒗荡渠，东汉时已有汴河之名，魏晋时又叫官渡水，隋唐时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宋初，汴河受黄河水以通淮泗，由于黄河水泥沙含量大，致使河道淤积严重，每年都要清理，劳费不赀。所以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引伊洛之水为源，“导洛通汴”，自此淤沙减少，航运更加通畅。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六《河渠二·汴河》：“汴河„„，宋都大梁诸水，莫此为重。„„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之产，百无众宝，不可胜记。又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给焉”。孟元老说：“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本来，内陆水道运输的困难在唐代已经得到解决，随着宋代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航运在数量和涵盖地区方面进一步增加。南宋叶适曾记：“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凝隔”[16]。所以，东京漕运体系形成后，便把东京与全国各地血肉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给了东京以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性的机遇。

1．4．开封军事地理上的不足

军事地理上的不足是影响宋东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无山川之险。“以兵为险”。

1．5．城市形态：三套方城，皇城居中。

1．6．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 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

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力。 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以后。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而商业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6．2．坊市解体的原因 （1）因素

在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集权。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集权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便暗含有这层意思。结果，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但支费实在太大，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

得失，议更其法”。可见仁宗景佑初年（１０３４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１０４０～１０４１年），年轻力壮的男丁大都被吸引到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大为降低。

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大为减损。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

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佳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大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形成商业大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东京城中大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集权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大批的，其次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大的关系。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 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大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这一切既与北宋的集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大，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

（3）城镇体系因素

再从城镇体系因素看，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到宋代，形成了以经济中心为主的城镇体系。这个体系与行政序列的城镇体系虽然不完全吻合，却也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以此构成宋代全国性的商品物资流通网络。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下，又取得了商品流通核心的地位。这样就对它的商贸设施，诸如邸店、行市等，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市制的突破在所难免。 1．6．3．东京街市的形成过程

要完整总结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过程，最好一直放眼到战国时代。东京时称大梁，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迁都于此后，开凿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大大改善了大梁的交通条件，开始了其“水陆都会”的历史。

隋时此地为汴州，隋炀帝开大运河，奠定了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入唐，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北方的政治地位依靠江南的漕粮支撑，汴州得此机遇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都会。

五代后周时，经紫荣的一系列疏浚整治，东京的水路交通愈发通畅，通行全国。八方商货辐凑东京，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进程就此启动。

沿汴两岸的新兴行市和邸店是全部过程的起点。随后邸店和行市在全城扩展，街市在这两者的带动之下逐渐形成。有的街市是在一个行市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也有的是几个重要的行市连在一起形成的。到北宋中期，东京街市完全形成。 东京街市形成的另一个前因是中唐之后市坊制度的松懈与后周时东京街巷格局的形成。

市坊制度的松懈在中唐之后的长安已很明显，市外店铺，侵街犯夜等现象非常严重。在商业发达的地方性城市，如扬州等地，更是市坊驰坏，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市，原因一是商业的需要，二是人口压力挤垮了坊墙。

由于有宋代为都的辉煌，人们往往忽略了开封在唐代为汴州时的光彩。其实，唐代的汴州比起扬州毫不逊色，二者在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作用有极为相似之处，一南一北，是唐王朝运河生命线上两个重要的支点。在军事地位上，汴州还超过了扬州。对比之下，汴州的商业发展不输于扬州，城市人口压力比扬州为大，对市坊制度的冲击更为猛烈，突出表现在普遍的侵街占道。

到五代时，东京城中已拥挤不堪，局面十分混乱，后周世宗柴荣开阔街道，展筑罗城，进行全面整治，形成全新的开放式的街巷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北宋东京街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北宋太祖、太宗有意恢复唐代的京城制度，即市坊制度。但局势的发展已经不为主观愿望所能随便左右，官僚权贵经营邸店，带头侵街，好似瘟疫一般地流行，无法阻止。几经反复之后，朝廷终于放弃了努力。在宋仁宗中期以后，庆历和皇__年间，东京形成了全天候开放的街市。

东京有九条主要的街市，它们分别是南、东、西、北四条御街、皇城宣德门前大街、皇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和沿汴河大街。 1．6．4．街市要素与城市功能的变化

街市的形成引起了中国古代城市性质的嬗变，这种变化在街市的组成要素上深刻地体现出来。

商业店铺、酒楼、食店、茶坊、瓦子、邸店、妓馆、医药诊所、当铺和各类行市、集市是东京街市的主要组成元素。它们的数量之多，占地之广，把东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场所，极大地刺激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大。

城市带动农业生产主要是促使了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的空前扩大和加工深度的深化，比如茶叶、水果的生产水平在唐代的基础上提高了很多。另外，由于城市的消费也促成了一些农业分支产生，典型的如花卉业。还有，农村的养殖业也因为城市的需要而发展很快。

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强一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商品种类不断增加，经营方式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了市场进步；二是产生了初级的金融、证券机构和其它为商贸服务的设施；三是城市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膨胀。 在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加之后，导致了城乡的初步分离，城市首次在国民经济生活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城市性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化。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征税；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收。 1．6．5．街市构成与城市结构的变化

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中首次出现的以自下而上生长方式产生的重大城市要素，它的结构与分布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

从微观上分析，街市可以划分为行肆式区段和中心式区段两种区段。 行肆式区段是同行业店铺聚结在一起的区段，它的前身即是各式行市，同质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由于功能相同的店铺的集中，行肆式区段经常是某种专业市场和批发基地，也有的成为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在外观上，由于同类店铺的规模、外形和装饰的基本一致，行肆式区段表现为认别性很强的“同质区”，在形态上反映出单纯性和均质性。

中心式区段是由某一种重要元素，如酒楼、茶坊、寺庙、瓦子等居于核心地位，带动组织起来的区段。相对于行肆式区段的同质性，中心式区段的特征是杂质性，或曰多元性，即店铺种类和档次的繁多。各种项目之间往往在经营活动中建立起相互支撑配合的关系，功能齐全，一个区段之内能够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东京各种集市的举办地大都是在中心式区段内，典型的如各种庙会。中心式区段在组织结构和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

东京街市整体上的组织构造呈现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线性是其最基本的抽象形态，但在一些中心元素处和桥头、十字路口、城门口等交通节点处形成高潮，集结成点。如果一些点因为各种有利条件，面积足够大时，则形成为面。在局部地区大小街市特别密集，也可编织为面，还有大型行肆式区段的“同质区”和性质特殊，占地面大，且有明确界线的区段，如瓦子，也可视为“面”。 东京街市分布的重心居中而偏于东南。原因在于东京的人口分布和对外交通的门户两个方面。

街市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归根结蒂在于它改变了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生成法则。具体说来就是改变了原先“主观主导法则”占绝对地位的极端状况，加大了客观因素和规律的作用。中心消解、平面形态溃散和城市在三维方向上的增长是街市给城市结构和形态带来的最大变化。 中心的消解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性中心在城市形态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的弱

化，二是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兴起使城市由单一中心变为多元中心。平面形态溃散一是溢出城墙范围，沿交通要道向外漫延，二是内部的清晰严整变得相对的自由和随机。三维方向上的生长一是建筑物实际高度的增加，二是多级别城市中心的形成，三是行政组织的多级化。有形或无形，城市的这种朝立体化方向的演化，与街市的形成密切相关。

1．6．6．街市效应与城市进步

街市的产生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文明的铸模，全面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全新形象，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宋一段可用“承上启下”四个字来概括。这其中包含了许多艰辛复杂的工作，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等等，而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籍街市产生了以后的城市完成的。

以经济思想的发展进步为例，就属于街市给城市带来的开放性效应之一。 开放性是街市与传统封闭式市场的基本区别，是指市场进入权、经营的时间和空间三方面的开放。开放促成了商业繁荣的局面，也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旧有的思想认识。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商品经济观念领域，“重农抑商”的教条遭到怀疑和批判，更明确产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 城市平民化是街市开放的又一效应。 市坊制度的精髓在于对城市的控制，通过控制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以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显然，城市居民被置于了一种奴役的地位，被剥夺了很大的一部分自由，最高统治者是城市唯一真正的主人。街市的产生则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宽阔的活动时空和自由，人民群众成了城市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尽情展示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城市中首次因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了“瓦子”这样的重要的功能要素。在居室方面，大胆突破统治阶级的礼制规定。最突出的是在服饰方面，冒法僭越，刻意追求新奇，表现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渴望个性的张扬。一些反抗官府欺诈的市民活动，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街市的产生对许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绘画，产生了市肆风俗画这样独特的题材，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不朽之作。再如戏剧，它诞生和发展的地点是瓦子，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大观众，可以说，中国戏剧是在街市这块土壤上培育成长起来的。 还有曲艺杂技，也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活动向前发展。如艺人们把街市上的叫卖声经艺术加工发展成名为“吟叫”的说唱艺术，并用此丰富其它说唱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享受。杂技、魔术在汉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有许多新的创造。说书，说浑话、小唱、傀儡戏、皮影戏等也因受到广泛的欢迎而兴旺发展。其中小唱、说书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贡献很大。

宋代的文学创作，首推宋词。词产生于中唐，入宋后曾一度沉寂。真、仁之后，因为街市瓦子中的说唱的需要重又盛行起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经过文人士夫不断的参与创作、提高，终于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瓦子中的说书艺人则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可以在宋代的说书人那里找到蓝本。中国饮食文化在宋代的大发展，也与街市密切相关。街市上书坊书铺云集，书籍作为商品大量流通，广为传播，与众多的官私学校一道，又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促进教育事业向前

发展的中心。

街市的产生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的单调与乏味，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空间——物质系统。就实体而言，各类建筑及装饰小品以各自的体量、形式、质地、色彩、纹理、质感等的综合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景观；就空间而言，其形态多样，层次丰富，传达着多种信息，具有很强的个性。 街市的产生实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化，产生了与西方的广场相对应的中国的街道式城市外部公共场所，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广大而随意的场地。广大城市居民有机会更为广泛地参与和体验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因此达成更为有机的共融，建立相互的各种关系。市坊制度下的城市街道，其隔离作用甚至大于其联系作用（如宵禁时），和坊墙一起把城市空间分割开来，而场所化了的街道则把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粘合成一个整体。

宋代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节日，制造着种种不同内容的“场合”，更加强化了城市的场所感。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洋溢着一种狂欢精神，调节着人们的身心状态和生活节奏，对封建压制下的劳动人民是难得的松驰时刻，也具有释放不安定能量，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街市又成了社会控制的安全阀。 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军攻入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架崩，其孙建文帝即位。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之名即由是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成祖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系“龙兴之地”，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封建主地方势力，决定迁都，遂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并于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步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更加雄伟壮丽。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型，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每城周围又绕着宽且深的护城河。纵贯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是起点，皇城后门之北的钟鼓楼是终点。紫禁城沿中轴线的主要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明代北京街巷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全城共分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内城街道从长安街以北，仍沿用大都城之旧，长安街以南，以及外城街道则大部分沿用旧路，或在已废沟渠上改建新路。正阳门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是外城和东西城的三个主要市场。此外还有集市。 清代的北京

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女真族的后裔）就已在我国东北边陲的长白山下逐渐强盛，并崛起于东北的大地之上。14年5月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同年9月由沈阳迁都北京。《清统一志》说，清初“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内，除继续修建“三海”（南、中、北海）的皇家园林外，不把主要的财力、物力用于开发西郊的园林风景区。诸如畅春园、圆明园、青漪园（即万寿山颐和园）„„。东起海淀，西迄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园林连绵不绝。

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汉、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

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

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两白旗驻东：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两红旗驻西：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两蓝旗驻南：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

居民的多元化：汉、满、蒙、回等，还有藏、维吾尔等。“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尤其是前门一带商业十分繁荣。琉璃厂文化街市是清代北京文化昌盛的标志之一。国子监中有汉、满、蒙古等族的儒生，也有日本、越南、朝鲜、琉球、俄罗斯的学生。 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若干问题

新中国城市规划历程常用“两个春天”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

一、学习苏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

1952年8月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

“一五”期间，城市规划与其它行业一样学习苏联，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到技术标准。方法主要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请穆欣、巴拉金、萨里舍夫为苏联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苏联顾问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有：城市规划要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特别要注意对人的关怀，重视对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发挥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作用。 二、联合选厂 “一五”期间，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厂址的选择。采取的方法是有国家建委同意组织选厂工作组，吸收有关部门，如城建、铁道、交通、地质、水利、电力、、人防、卫生等部门参加，进行实地考察，现场研究方案。工作组分工业、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质、水资源等若干小组。小组讨论，大组集中。 好处（赵士修）：第一，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取得共识。第二，发现问题，就地协商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从区域发展来安排工业厂址，有利于拟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 三、青岛会议

1958年初，视察青岛回京，称赞青岛城市建设好。建设部遂派人考察，把青岛的城市建设特点概括为五条：城市用地功能分区明确，工业区、海港区、生活居住区、游览休憩区分布合理，安排有序；道路建设随坡就势，起伏有度，街道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得体；建筑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城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山、海、城等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融为一体，相映生辉；规划统一，成片建设，加强管理。于是建设部决定在青岛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主要任务是交流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经验，部署今后城市规划工作。中国建筑学会也决定届时在青岛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分析总结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色。 6月下旬召开。刘秀峰做报告。讲了10个问题。要从全面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从区域着眼；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城市；城市规划的标准、定额问题；在适用、经济的基础上注意美观问题；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问题；旧城利用和改造问题；县镇规划和建设问题；关于农村规划和建设问题；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

四、《城市规划法》出台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是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议对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的方针，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城市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并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制”。

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是80年代末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雏形和基础。

此草案经修改后，先作为行规于1984年1月5日颁布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有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经过多次修改，19年12月26日经全国常委会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五、更新规划观念与改革规划程序 背景：

1980年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城市规划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城市中全民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同时并举，加上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城市规划工作就要以新的观念、新的章法来分别对待，以适应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的需要。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城市的流通职能进一步突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日益加强。这些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规划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

三是住宅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城市土地有尝使用制度的实施，对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工作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使城市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各类建设项目各得其所，城市环境不断改善，以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总之，城市规划的依据，不再完全靠国民经济计划，要改变静态的计划经济观念，树立动态的市场经济观念；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局限于物质空间布局，要树立全面研究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综合观念；城市规划的视野，不能光集中在市区本身，要树立从一定地区范围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观念。所有这些变化，使原有的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不完全适用了。

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规划的程序、内容有所变化，并形成了新的规划系列。 一是普遍开展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二是大中城市较普遍地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展分区规划，在编制详细规划之前增加一个新的工作层次。

三是详细规划分为两类：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六、开展城镇体系规划 背景：

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封闭式的城市经济管理，代之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不同网络型的经济区。此外，随着“市带县”的推行，以城带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建立。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广泛地开展了城镇体系规划，从区域范围来研究安排城镇的

发展和布局。这是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大发展。

我国开展城镇体系规划，最早是从上海经济区开始的。 1982年12月，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并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4年2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上海经济区城镇布局规划工作。

1984年，为适应国家计委编制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的需要，建设部城市规划局开始组织编制全国城镇布局规划纲要。

规划的编制主要依靠各省（市、区）部门，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1985年10月《全国2000年城镇发展布局规划纲要》的成果完成，报国家计委纳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同时发各地作为各省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修改、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民政部还把这个规划纲要作为编制全国设市规划的参考。

《长江沿江地区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要点》，1986年初由建设部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1990年12月，建设部城市规划司与国家计委国土规划司共同组织开展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工作。1992年10月，建设部与国家计委在乌鲁木齐联合召开会议研究规划的初步成果，并经修改形成《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要点》。

通过近10年的工作实践，城镇体系规划在全国普遍推开。从地域范围来看，城镇体系规划可分为全国、跨省、省域、省内经济区、市域、县域等六类。 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预测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人口的发展数量及其分布情况；

二是研究提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镇分布体系，并原则确定主要城市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人口用地规模；

三是研究并提出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布局；

四是研究提出区域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