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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对**总体观的启示
作者：廖生智
来源：《学理论·上》2015年第02期
摘 要：综合思想与**总体观呈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源流关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战略思想，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趋势提出综合战略思想，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确立科学的战略，科学处理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实践中推动中国战略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对**总体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综合思想;**;总体观;启示借鉴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总的新的领导集体，基于中国面临的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形势，相继做出维护的重大决策。尤其是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委员会;2014年4月15日，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同志指出：“必须坚持总体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
总体观的提出及走中国特色道路决心的树立，是以**同志为总的新的领导集体对前四代集体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历史逻辑的充分展现。其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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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首创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开拓者，探索和创立的综合思想与**总体观有着更密切的源流关系，对**总体观的形成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价值。
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战略思想
综合战略思想是在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宏阔的时空视野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立足中国主要是就中国的国情和道路而言的。这从在中国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得到最清晰的阐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包括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以此为指导，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安全道路也自然包含在其内。放眼世界主要是基于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远瞩，做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以及随着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之中。不仅如此，对的思考也是在中国与世界、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进行的。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国内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则要争取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1]
可见，综合战略思想是把努力营造内外互动、稳定安宁的环境以利于四化建设作为中国的目标的。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了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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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且也被延续下来，成为**总体观的重要理论基础。
1.综观总体观，综合思想中对国情、世情的判断被充分融汇在其中。曾用“既大又小”来形容中国的现实即基本国情。“大”是说中国人口多，团结起来力量大。在抗击自然灾害时众志成城;在抵御外国侵害中国利益时敢于碰硬、不信邪、不怕鬼。“小”是说中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生产力仍然很落后。克服因“小”而产生的现实约束，对维护至关重要。其中，尤其强调要重视发展经济。他指出：“把经济搞上去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总体观继续强调要大力维护好经济安全，为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同时还首次提到要维护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社会安全等。因为这些方面与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这些领域的安全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能否生存、稳定、可持续发展。从世情方面看，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的蓬勃发展的新情况，在总体观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仍然强调要维护时代就已提到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还增加了信息安全的新领域。尽管信息安全在战略决策中初次被提到，但却是把它放到了关系和现代化的战略高度。
2.“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充分蕴含在总体观中。始终把维护作为第一位的大事，作为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一再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回旋余地的。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12，348的这一原则思想在总体观中得到彻底传承，成为新的领导集体加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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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指针。**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是头等大事。”[3]这和“国家主权和安全要放在第一位”的重要观点是根本一致的。**把提到攸关党的执政安全地位的最高地位，足见新的领导集体维护的坚定决心。
二、顺应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趋势提出综合思想和总体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敏锐地觉察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方式正在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转变，世界主要大国间围绕综合国力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由此推动领域的新拓展。非常重视增强综合国力。他不仅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而且将增强综合国力看作促进、和平发展的可靠保证。他认为：“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2]104鉴于综合国力通常包含了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军事力、外交力、资源力等要素，而其中经济力最为重要。因此，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4]250在发展经济力的基础上，注重实现各国力要素的平衡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他指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4]250基于这些认识，提出了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思想。
**的总体观顺应了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愈益激烈的新趋势，同时吸收了综合思想的核心内容。总体观的全部要素中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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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思想涉及的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五项要素，另外又增加了国土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六项新要素，由此全面涵盖了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形成了相对成熟而完善的体系。由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使总体观所包含的的内涵和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同，从而使总体观的综合度比综合思想有了一定提升，“总体安全就是综合安全，但综合度比综合安全更高、更深、更全面。”[5]可见，综合思想中的五项要素对于总体观形成的奠基作用显而易见。在2014年4月15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同志在主题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总体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6]在总体观中，综合思想中的五项要素被作为新形势下维护的“根本”“基础”“保障”来看待，体现了对综合思想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的充分肯定。
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确立科学的战略
综合战略思想的形成及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与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联系和发展以及矛盾的原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探索和运用战略的。例如，在唯物辩证法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原理指导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仔细观察到美苏间已形成核威慑均衡、谁也不敢先发动核战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因此，预见到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比以前降低，世界和平有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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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形势下，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已不再是美苏以及世界其他大国的唯一目标。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理指导下，观察到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上连成一个整体，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诉诸武力已不再是解决国家争端的唯一手段，对话协商日渐成为化解国家争端的有效方式。相应地，增强经济实力及其赖以支撑的科技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索和形成了综合思想。
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探索和形成了综合思想，对总体观的探索和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启发新的领导集体像以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以确立科学的战略。正如**所说，当前影响中国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辩证分析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科学地进行战略决策就需要正确的思想武器做指导。否则，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在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的发展既适逢黄金机遇期又面临矛盾风险期的情况下，总体观能走向成熟和形成体系正是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武器的结果。一是以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理为指导，借鉴系统论的思想，构建各安全要素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整体性、全局性的体系。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相结合的原理指导解决的现实问题。唯物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的原理启迪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抓全面，又要突破重点。具体到总体观上，一方面要注意抓好各要素的协调联动，避免顾此失彼。即“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统筹兼顾各种安全，克服‘单打一’的弊端，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7]另一方面，基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注意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解决影响的突出问题。当前中国国内安全中诸多因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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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美国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意愿上都是对中国的构成最大挑战的大国。同时由美国介入而复杂化的东海、南海海权争端使中国的主权安全及海上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对于这些亟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总体观强调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通过这些措施，力求有效解决制约中国的突出问题。
四、科学处理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促进二者良性互动
与发展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必须统筹协调良性互动而不可偏废。二者的关系处理恰当，就能互相促进，反之，就会相互影响。以安全保发展，本身是符合常理和实际需要的，但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度，如果强调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影响国家发展。在这方面，总结并吸取了过去过度强调、影响国家正常发展的教训。他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8]在以历史教训为鉴的基础上，将以安全保发展和以发展促安全统一起来，重视发展经济。针对我国经济落后已严重制约的现实，指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250在他看来，发展需要安全，安全也离不开发展，没有发展的安全既不可能，也不长久。正因为如此，强调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370这里的“死路一条”实际上就是党丧失政权，国家解体，走向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的结局，而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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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因此，我国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协调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
的与国家发展统筹协调的综合思想对总体观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强调国家发展与并重的思想。一是安全与发展互相支撑，缺一不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6]。二是发展是可持续的、最大的安全。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上海峰会上，**指出：“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9]
五、在实践中推动中国战略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综合思想是在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形成的。他以两方面的科学态度看待这种继承与发展，以顺源畅流。一是视自己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为“老祖宗”，坚决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些“老祖宗不能丢”。特别对于那些企图否定思想的错误主张，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的态度。他指出：“思想过去是中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10]在战略上，他继承了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外交的，和同样重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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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把国防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重要目标之一以确保国家军事安全。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包括战略思想，但却不固守某些已落后于客观实际的结论。他指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不能为他们逝世若干年后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不断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完善。他以党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根据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世界主要竞争趋势，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大的实际，提出了综合思想。
**总体观体现了与同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科学态度，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恰好地处理了“源”与“流”的关系，保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源远流长。一方面，**继续将综合思想中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五项要素纳入总体观之中，同时强调在当前的中政治安全的根本意义，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充分体现了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根据当前中全时空领域超级宽广，内外因素超级复杂的现实，总体观适时拓展了我国的内涵和外延，使二者超级丰富，体现了对综合国家思想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的主要表现为：
1.新主体、新概念、新理念。总体观明确提出了人民安全、国民安全的新概念，在国家这个传统安全主体之外，增加了人民、国民这样的新主体、新概念，拓宽了安全主体的范围。总体观还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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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的群众基础。”[6]可见，总体观将人的安全和相融合，使“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到保护民众平安层面，蕴含了让人民安全生活的新意蕴，体现了在维护问题上，人民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新理念[11]219。
2.新要素、新领域、新体系。总体观除了涵盖综合思想论及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之外，又新增了国土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六个安全要素、相应地拓展了六个安全领域。这样，总体观发展成为包含十一个安全要素，覆盖十一个安全领域，内涵外延更丰富、时空领域更宽广的新体系。由此，更有利于国家和个人拓宽安全视野，增强忧患意识，最大可能地避免、化解安全风险，降低安全问题造成的破坏程度[11]219。
3.新思路、新途径、新特色。基于新世纪初期中国所面临的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形势，总体观中维护的思路更加开阔、途径更为多样，特色愈加鲜明。例如，由于网路的无限延伸，使它的利弊已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这就提醒我们在维护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方面）、科技、军事、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安全时，都特别要高度重视和时刻应对相应领域网络受到恶意攻击时产生的安全威胁，维护信息安全。总体观的新特色体现在，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延伸到战略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例如，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生产力仍然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下大力维护好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社会安全等。再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维护国际安全。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只顾自己的绝对的、片面的观截然不同。这在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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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体现，到现在更具体化了。中国追求的是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安全、互利互惠的合作安全[11]220。
参考文献：
[1]宫力.与美国[M].北京：党史出版社，2004：7-8.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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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叶自成.**总体安全观的中国意蕴[J].人民论坛，2014.6（上）：19.
[6]**.坚持总体观走中国特色道路[EB/OL]新华网，（2014-04-15）[2014-10-02].http：//www.
xinhuannet.com.
[7]刘建飞.用总体观指引中国特色道路[J].理论视野，20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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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8：302.
[9]**.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N].京华时报，2014-05-22.
[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4.
[11]廖生智.国际战略和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中图分类号：D61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2015）04-0005-04
收稿日期：2014-11-10
作者简介：廖生智（1966-），男，湖北十堰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