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宜川虫坪塬遗址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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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宜川虫坪塬遗址初探

李彦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虫坪塬遗址，文化因素，晋系文化

摘要：本文对虫坪塬遗址的年代、墓地相关问题及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虫坪塬遗址是一处集居址和墓地的小型聚落，其年代集中在春秋的早中期。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山西地区的晋系文化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同时还有少量的秦文化因素，表明其所属族群应和晋系人群有着密切联系。

KEY WORDS: Chongpingyuan site, Cultural elements, Jin cultu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dat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emetery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Chongpingyuan sit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Chongpingyuan site was a small settlement but included both residential and cemetery components dating to the early and middl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aterial culture assemblage of the site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at of the Jin culture in Shanxi to a great extent. Because of such similarities which suggest that some material culture elements might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Qin culture, it can be surmised that residents should hav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Jin people.

虫坪塬春秋遗址，位于宜川县城西南方向约10公里的丹州镇虫坪塬村。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宜川县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1]。本文试从遗址的年代、墓地埋葬习俗及文化因素等方面予以初步探讨，以期对遗址的内涵有所了解，从而有益于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和社会面貌的研究。

一、遗址的年代判断

居址内出土陶器较丰富，多为鬲、盆、豆、罐、瓮等生活实用器，为年代判断提供了依据。其中H1出土的陶鬲H1:8形制为平折沿、束颈、腹饰扉棱，与天马——曲村居住址中西周晚期晚段的B型Ⅵ式鬲一致[2]。标本H1:1鬲为窄折沿、肩部外鼓耸起或近折的特征，同天马——曲村春秋早期早段的Aa型Ⅶ式联裆鬲形制接近[3]。陶盆多为素面，标本H1:24折沿，微鼓

腹近折，同天马——曲村春秋早期的A型素面盆形制一致。罐多有领（图一，4、5），同天马——曲村春秋早期居址单位所出高领罐（图一，12、13）的形制类似。H16出土陶鬲窄折沿**，束颈明显，肩部外鼓，且腹部绳纹多散乱，年代特征明显晚于H1内斜折沿陶鬲。标本H16:4(图一，1)形制与上马墓地周代遗存第二期的A型鬲（图一，9）[4]等春秋中期早段陶鬲较为一致。陶盆H16:6与天马——曲村居址中春秋早期晚段Ba型Ⅲ式陶盆相似[5]。H1内陶豆具有直口方唇、浅盘、柄细矮的特征（图一，2），比典型的西周晚期尖圆唇、柄部带箍的陶豆要晚，但又早于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并流行的高柄带盖豆，其年代应为春秋早期。

据上述分析，虫坪塬遗址居址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H1为代表，整体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其中部分遗物似有西周晚期偏晚阶段或两周之际的特征；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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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图一 虫坪塬遗址出土器物同晋、秦系器物对比图

1.虫H16:4 2.虫H1:8 3.虫H1:26 4.虫H1:22 5.虫H1:30 6.虫 H16:11 7.虫H1:2 8.虫H16:19.上马H14:1 10.曲村ⅠH107:12 11.曲村F13:2 12.曲村ⅠH118:63 13.曲村J7H171:13 14.曲村ⅠH119:515.曲村ⅠH118:6 16.曲村ⅠH119:1 17.虫 M38:4 18.虫 M48:3 19.虫 M38:1 20.虫 M8:12 21.虫 M44:422.虫M44:3 23.上马M5188:1 24.上马M5270:2 25.米脂张坪M M2:2 26.上马M2078:11 27.闻喜上郭WSM3:428.上马M1287:17 29.虫 M44:1 30.虫 M48:2 31.宋村M3:23 32.孙家南头M139:14 33.孙家南头M138:14

以H16为典型单位，年代稍晚，大致为春秋中期的早段。除了典型的陶器外，居址内出土的骨铲（图一，7）、带孔石刀（图一，8）等也和天马——曲村同类器（图一，15、16）的风格一致。

虫坪塬墓葬出土的少量陶鬲，整体上具有窄折沿、束颈明显、肩部耸起微外鼓或近折、肩径大于口径等特征。标本M48:4侈口卷沿，肩微鼓，体偏长，与侯马上马墓地甲种BaⅡ型陶鬲（M6069:1）形制接近[6]，后者的年代为春秋早期的早段。标本M38:4（图一，17）扁体，圆鼓肩，瘪裆较低的形制特征同上马墓地甲种瘪裆鬲AⅡ型的M5188:1（图一，23）[7]类似，后者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早。标本M44:2形制与上马墓地属乙DbⅢ式的M3071:1接近[8]，二者年代可能大致相当，属于春秋中期偏早阶段。陶盆标本M48:3（图一，18）同米脂张坪

春秋早期M2:2(图一，24)形制一样[9]，标本M38:3和上村岭虢国墓地春秋中期的Ⅴ式盆相类。墓葬出土的陶豆同居址所出陶豆形制一致。墓葬出土铜礼器一件，铜鼎M8:12（图一，20），具有立耳、折沿、浅腹，空蹄状足的特征，和上马墓地甲类Aa型铜鼎（图一，26）[10]的形制特征相近。M17铜鼎口沿残片亦具有窄折沿，铸造粗糙，壁薄等时代较晚的特征。铜戈M44:3（图一，22），锋刃折角明显，呈圭首形，胡部变长，铜刀（图一，21）具有方首，弧背的特征，这些均与晋文化墓地同类器（图一，27、28）相近，其所属墓葬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早阶段。

通过分析，虫坪塬遗址内墓葬亦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段以M48为代表，年代为春秋早期；第二阶段墓葬较多，包括M8、M17、M38、M44，年代大致晚至春秋的中期的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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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对于未出陶器的墓葬，在墓葬形制、墓葬方向和随葬石或玉玦、泥质明器等方面均与这些年代特征明确的墓葬保持一致，因此，整个墓地的年代也应是从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

综上，虫坪塬遗址内居址和墓葬所出同类陶器风格相近，表现的年代特征也较一致，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从春秋早期较早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的偏早阶段。

二、墓地相关问题讨论

墓葬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南、北两个发掘区。其中，南发掘区墓葬集中在遗址的西侧边缘，且北部的墓葬规模较大，南部墓葬规模较小。北发掘区，南部以遗址内规模最大的M17及其陪葬车马坑为中心，周边零星分布小墓；东北部集中分布若干小墓。所有墓葬之间均无打破关系，且密集区域的墓排列相对整齐，应是有统一规划后进行埋葬。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可推测遗址内有南、北两个墓地。为更好对遗址所属人群进行推定，下面对墓地埋葬习俗的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分析。

表一 虫坪塬墓地出土动物肢骨

（一）墓葬方向。这里是指墓主骨骸头部的方向。作为埋葬习俗的重要标志之一，头向的选择往往与墓主的族群具有密切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族群的信仰、来源及迁徙等问题。

本次共发掘墓葬21座，可以明确判断头向的有18座。其中，东向墓14座，占比约77%，北向3座，西向1座。从勘探情况还知，未发掘的竖穴土坑墓均呈东西向，据此推断其余墓葬的头向或亦是以东向为主。

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墓葬以北向为主。如洛阳中州路260座东周墓葬中，北向墓237座，

[11]

占总数的91%；梁带村芮国墓地，墓葬的方

向多在北偏东15～45度范围内[12]。此时期，秦人墓虽为东西向，但墓主头向却以西向为大宗。虫坪塬遗址这种以东向墓葬数量较多的现象，和山西地区的晋文化墓地相似。天马—曲村墓地1座西周和春秋墓中，北向362座，占比56%，东向241座，占比37%，仅次于北向[13]。主体年代为东周的上马墓地，东向墓较多，1373座墓中有713座为东向，占比52%，北向墓次之，占比42%[14]。

可知，在墓葬方向选择上，虫坪塬遗址与黄河东岸同时期的晋系墓葬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对于晋系墓葬中墓向和人群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北向墓葬代表的人群是周人，东向墓葬代表的人群属于当地土著人群[15]。

（二）殉牲习俗。虫坪塬遗址发掘的21座墓葬中，9座发现有动物肢骨，占比接近50%。经鉴定，具体情况如表一所示：

墓葬出土位置头端棺椁间

种属及部位 幼年猪左前肢 幼年羊左前肢 幼年猪左前肢 幼年羊左前肢 幼年牛左前肢 幼年羊左前肢 幼年羊右前肢 幼年羊左前肢 幼年羊右前肢 幼年羊右前肢 成年羊左前肢 成年羊右前肢 幼年羊左前肢 幼年猪左前肢（小个体） 幼年猪右前肢（大个体）

个体数111111111111111

M8

脚端棺椁间

M17M35M36M39M42M43M44M48

盗掘扰乱头端棺椁间脚端棺内脚端棺内南侧棺椁间东端头端棺椁间南侧棺椁间头端棺内

从表中可看出，所出动物肢骨，部位均属前肢，种类有牛、猪和羊，且多为幼年个体。出土时，多数动物肢骨较为完整，肩胛骨和肢骨连为一体，可以推测当初应是将前肢连同肩部一起砍下，未经切割直接放入墓里。在摆放位置上，多位于墓主头端或脚端的棺椁内，少数放置于墓主侧边，多和随葬器物摆放在一起。其中，羊和猪所占比例较高，仅在规模最大的M17中发现有牛肢骨。有铜礼器出土的M8，发现有猪和羊两种动物，且为多条肢骨。小墓多出羊一种动物的单条肢骨。

研究表明，商周时期墓葬中除了殉狗外，其他殉牲的种类还有牛、羊、猪、马、鹿、禽等，方式可分为埋葬牲腿、牲头、全牲和肢解殉牲等，其中以殉葬整条牲腿最为常见[16]。把动物的一条腿或数条腿作为随葬牲品放置在墓中的现象，在商周时期墓葬中时有发现。据统计，最早的实例是商代早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墓地。到商代晚期，在安阳殷墟的不少墓地里都发现使用牛、羊、猪的前肢随葬的现象。到了西周时期，随葬动物前肢的现象继续存在。如在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张家坡、花园村的不少墓葬二层台上都放置牛、羊、猪的腿骨[17]。西周墓葬中殉葬牲腿的习俗，与殷墟墓葬非常相似，后者应该是前者的直接来源[18]。东周时期，晋文化的上马墓地中依然有动物肢骨殉葬习俗，只是所占比例较低。1373座墓中仅20余座出有动物骨骼，多为牛、羊、猪等家畜的肢骨。这些肢骨多放置在人头骨前端，或杂置于铜器之间[19]。属于战国时期戎人的黄陵寨头河墓地，则是以殉葬马、牛、羊的头为习俗，这种习俗常见于西北地区和北方草原的戎狄文化区[20]。这些情况表明，虫坪塬遗址墓葬内发现的动物前肢骨，应是中原地区墓葬常见的牲腿殉葬习俗的延续。殉葬动物种类、数量的多少应和墓葬规模、墓主级别相对应，具有一定的等级区分意义。

（三）车马坑陪葬。车马坑一般和等级较高的墓葬配套使用，是墓主身份地位的一种象

研究与探索

征。虫坪塬车马坑（K1）发现于M17的东南位置，二者间仅距5米。M17是遗址内探明所有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距离车马坑最近，该车马坑应是其陪葬坑。K1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以车辀方向计，方向110°。坑内纵向放置两乘木车，每乘车前各有2具马匹，车和马呈驾乘状，马首、车辀均东向。

在车马坑陪葬习俗上，商人和西周时期的殷遗民，通常在主墓附近设置单独的车马坑，坑内的车和马按驾乘状放置。周人墓葬则流行“拆车葬”，把车体分拆后放置于墓室内。作为周人的分支，晋人车马坑埋葬方式则是车、马同坑分葬的形式。目前发现的晋地车马坑主要车马分室埋葬，车多前后有序地排列着；早期发现的车马坑马骨排列较乱，晚期以左右相次为主。坑内布局均为马前车后，并在车马坑内将车坑与马坑的范围区别出来

[21]

。晋侯墓地

一号车马坑为东西向长方形，坑内一道南北向夯土隔墙将之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葬有至少一百零五匹马，西部埋六排四十八辆车[22]。东周时期的晋系墓葬延续继承了这种传统，诸如侯马上马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及太原赵卿墓等均是采用车马分葬的方式。然而，春秋时期秦人的车马坑内车马放置多呈驾乘状，多位于所属墓葬的东南位置，且常有殉人现象。

虫坪塬遗址车马坑(K1)内车和马呈驾乘状摆放，与周人常见的拆车葬及晋系墓葬的车马分葬方式区别较大，反而和此时期秦人墓葬的做法相似。在K1的东南和西北角各有两个小型墓葬，其中西北角的M11内有葬人,东南角的M12形制较规整，但未葬人，为空坑。两墓和车马坑距离较近，最近处仅20厘米。从两墓同车马坑的相对位置关系看，二者有可能是后者的殉葬墓。

三、文化因素及族属

虫坪塬居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鬲、甗、盆、豆、罐、瓮和杯等生活实用类陶器，此外还有板瓦和筒瓦类建筑材料，及少量石器和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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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占比高达60%以上。纹饰以绳纹为大宗，且绳纹较粗，其次为素面，还有少量暗纹和刻划纹等。整体上观察，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和种类上都同关中及南流黄河两岸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居址内出陶器的特征较为一致。在形制上，虫坪塬遗址的鬲、盆、罐、瓮（图一，3）和杯（图一，6）等典型器都同天马——曲村遗址、侯马上马墓地的居址遗存所出陶器（图一，11、14）十分接近。陶豆均为泥质灰陶，表面轮制痕迹明显，形制规整，盘心多有划抹而成的暗纹，呈同心圆状分布，形制上总体接近于天马——曲村居址的Ba型陶豆（图一，10），但柄部多无凸棱。

墓葬内出土陶器较少，多数墓内随葬略经烘烤未烧结的泥质明器，仅有5座墓出有陶器，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常见的鬲、盆、豆、罐或鬲、罐组合。其中，鬲、盆和豆都与居址内出土同类器的形制一致，且与上马墓地等晋系墓葬所出同类器相近。陶器中的罐数量不多，但形制典型。标本M44:1（图一，29）小口束颈，口沿外侈**，近喇叭状，扁腹，带三矮足跟。形制特殊，同晋系墓葬内出土的敛口三足罐区别较大，更接近于同时期秦墓的同类器，如户县宋村M3:23（图一，31）

[23]

和凤翔孙家南

头M139:14（图一，32）

[24]

的形制均与前者相近。标本M48:2（图一，30）侈口折沿，束颈，扁腹近折，同晋系墓葬内的典型高领罐差别较大，亦相类于秦墓内同类器（图一，33）。

由前述可知，虫坪塬墓葬所属人群头向选择以东向为主，这种习俗同晋系墓葬具有相似性。葬式以仰身为主，个别俯身。其中仰身者，上身双手相交置于腹间，下身有直肢和屈肢，比例相当。屈肢者胫股间夹角大于90度，与秦墓屈肢葬差别较大。随葬品方面，多数小墓仅出未烧结的泥质明器，还有贝、玦和圭等小件物品，其中玦多出在头骨两侧或口内，以玦作耳饰或口琀的做法在晋系墓葬中也较为普遍。陶器组合见有鬲、盆、豆、罐和鬲、罐组合（部分墓葬为泥器），这同山西的晋系墓葬多盛行单件鬲的现象差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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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同样位于黄河西岸的米脂张坪墓地一致。米脂张坪墓地在时代、陶器组合和形制上都与虫坪塬相像，虽出有铜带扣等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器物，但整体面貌无疑属于周文化系统，且最有可能为晋系墓葬[25]。

综上，虫坪塬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周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中居址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相对单一，与黄河东岸的晋文化居址遗存特征相近。墓地在墓主头向、葬式及殉牲等埋葬习俗上，与同时期的晋系墓地亦具有一致性，随葬器物体现的文化因素也和晋系墓葬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虫坪塬遗址所属人群应是来自黄河东岸的晋地。同时，虫坪塬墓葬中还有来自秦的文化因素，诸如陪葬车马坑的位置选择、坑内车马摆放形式及个别随葬器物，或都是受到同时期秦文化影响的表现。

四、小结

虫坪塬遗址范围内遗迹数量相对较少，但包含有相对完整的居址和墓地，且二者年代基本同步，从春秋早期开始使用，部分居址遗存的上限或许能早至两周之际，延续至春秋中期的偏早阶段。从族属上看，遗址所属人群应和山西地区的晋人有着密切联系，受地理位置影响，在文化上还受到了秦人的影响。这与通过墓葬所出人骨进行的种类分析后所得出的认识相符合

[26]

。总之，虫坪塬遗址应是一处居葬完

整的属于晋系文化人群的小型聚落。

《史记·晋世家》记载，大约在春秋中期晋献公二十三年（前654年）时，“晋疆，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狄），东有河内。”据调查统计，黄河沿岸的山西吉县州川河流域，分布有近20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遗址。这些遗存，以折肩鬲为代表，和侯马上马墓地、天马—曲村等同时期陶鬲十分接近，充分说明黄河东岸的吉县地区最晚在春秋初期已归晋人所有[27]。虫坪塬遗址与山西吉县隔黄河相望，在文化面貌和时代上较为一致，表明早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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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晋国的势力就已渗透至河西地区。又据《史记·秦本纪》，秦在“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春秋早期，秦人的势力已至关中东部地区，并与渭北地区包括梁、芮等国对峙。在韩城梁带村墓地中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芮国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受秦文化因素影响的青铜礼器[28]。虫坪塬遗址南距梁带村墓地仅百余公里，受到秦文化因素的影响似乎也较合理。

本文在写作期间，得到了项目负责人丁岩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江宁两位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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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