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结构新探
【摘要】本文在前人《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从作品主旨与结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作品“史”的动态考量，指出了作品叙事方法背后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作品结构的内部主线和外部组织形态，并阐释了这种结构方式对表现小说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儒林外史》 结构 研究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特殊的作品。无论是它的主旨还是艺术结构，都在文学史上引发了诸多争鸣。而关于这部作品独树一帜的松散状结构方式，二百年来更如一个迷团，至今尚未完全解开。作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与作品主旨有着怎样的联系，是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时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儒林名史》结构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该作品结构评价最早的是清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的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这也是被后世研究者广为参照的观点。“序”中说到：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
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是一上中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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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明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同时也初步揭示了它的结构特点，那就是书中看似不相关联、成传的人物，是围绕着对功名富贵的态度组合在一起的。但仅指出了各部分内容之间的总体关联，至于书中上百个人物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之间有无具体联系，则未予说明。其后的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结构的认识，乃是它松散的外部组织形态。如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说：
《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②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现代研究者胡适、鲁迅等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
略》中说：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
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③
鲁迅虽从积极角度阐释了《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但于作品结构形态的认识，则基本上与蒋瑞藻相同。当今众多研究者对《儒林外史》的结构有各种新的阐述，虽提出不少观点，但对作品结构基本形态的认识尚未有超越鲁迅者。
在这些阐释中，有突破性意义的，当属陈美林先生在《吴敬梓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中的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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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④
可以看出，陈美林先生把作品结构研究的切入点放在了创作主旨与作品结构形态的结合上，指出其外部松散结构的背后，有着源于主旨表达需要的内部“统一性”。实际上是在闲斋老人“功名贵为一篇之骨”和程晋芳“穷极文人士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书中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并据此疏理出了作品结构，大体如下：
除楔子和尾声外，分为三大部分。楔子提示全书情节，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如周进、二王、二严、汤奉等。接着写了名士、选家，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指出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不同。在这一部分中，还写了受的一些士人，如王惠。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到四十六回，重点写了不受八股制艺牢笼、坚持理想的士人，塑造了“真儒”形象，以及他们社会理想的实践和破灭。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 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在这一回中，作者既对既往的理想进行了检讨，也对未来的希望进行了探索。最后不得不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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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陈先生提出的切入点，无疑为这部作品的结构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他对全书结构的分析，仍使人感到不尽如人意。因为它虽然描述出了作品各部分之间一定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但只回答了不同部分内容对主旨表达的不同作用，而未能进一步揭示各部分之间的深层联系，如它们先后顺序安排依据是什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用意？另外，这部作品的结构的特殊之处，决定了对它的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更多，除了指出作品的总体框架之外，各成单元人物与故事情节之间，是互不相干，还是有着内在联系 ，这些细部问题，都需要回答。
二、打开《儒林外史》结构钥匙－“史”的动态考量
即然陈先生为这部作品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切入点，那么为什么没能进一步深入具体地揭示出小说的结构呢？其原因出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观察角度上。陈先生在《评传》中说：“从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作者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是作者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所作一幅“画卷”。这种平面角度的描述，只揭示了作品思想内容的外延，内涵方面则有所缺失。笔者以为，《儒林外史》这部书写的是许多表面上不相关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但以“史”名之而不是“传”，就是要我们从它的叙述中，进行“史”的动态考量。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结构安排。陈先生在《评传》中，也指出了个别人物或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由于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观察基本上是平面临的，所以未能从“史”的角度对作品结构进行纵向的动态考察。
从内容的动态性上看，整部作品揭示的是一个社会衰败过程，这其中包括文教、吏治、世风、人心、最后到人的自然本能。这一综合性衰败的根源，就是作品在“楔子”中开宗明义所说的“这个法定的不好”，即八股取士及其相应的文化。这部被鲁迅冠以“伟大”的小说，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于不动声色之中，不仅揭示了这一社会进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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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它的必然性，让我们知道了所以然，而这正是解开《儒林外史》结构奥秘的关键。它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的安排顺序，本身都暗含着一个道理，一种观点或态度。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合为帖子”的“碎锦”或“画卷”的局部，相互间有着严密的纵向历史逻辑。所以，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用意，对作品每个细部之间的有机联系作全面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其相应的行文结构。
三、《儒林外史》的结构及原理
综上，根据对这部作品“史”的考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它的结构。
一是宏观方面，也就是它的总体框架。除“楔子”提出全书主旨外，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二至第二十八回。这一部分继“楔子”之后，由表及里、由点到面集中展示一代文人之“厄”。从周、范等文人，一直写到文人之子的倪廷玺，这是一个文人的群体没落与士林风气衰败的过程。其内容安排，则从“文行出处”四方依次面写之。
第二部分从二十九到四十八回，写“真儒”的济世实践及其理想破灭、群体凋零的过程。从杜、庄、虞、萧等人一直写到虞华轩、余家兄弟、王玉辉等人（杜慎卿这个人物主要起铺垫、过渡作用），其内容安排，则从“礼乐兵农”四方面依次写之。
第三部分从四十九回到五十六回，写“真儒”凋零之后世风日下，终难挽回的情形。最后以“幽榜”结书，与榜首的“文人有厄”相应。
这一总体结构框架背后的“史”的逻辑是：先提出观点“这个法（八股取士）定的不好”；然后依次是“这个法”之下出现的社会问题－问题不能被矫正－问题导致的最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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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二是微观方面，也就是它的细部结构。如前文所述，《儒林外史》的整个外部结构形态是松散的，所以，除了明确它的整体思路之外，细部的安排也需要作科学解释。这是《儒林外史》结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时期的学者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把书中主要人物的安排顺序整个疏理了一遍，虽未必尽当，但亦不乏真知灼见。如他说：
全书以功名富贵为纲，首发贵字，以申、夏、王、梅分四等，功名富皆由贵出也，次说周、范，儒林之庸庸者也，次说张静斋，已仕而归者也。二严、二王、未仕者也，皆儒林之败类也。……功名富贵既发，乃发文行，故说马静、鲁女、皆好名，皆俗学，而一能治家，一能勇义，行皆有可取，亦名字之余也。然后深着名利之害伦常，故说匡迥，杂举商贾杂流之附名势，故说景、赵诸人。富贵不待详，独详于名，以取名之法多端也。名不如利，故说潘三，潘三求利之污，赵、景求名之鄙，类也，匡迥
染而兼之，深着名利之险，足以浇淳而变白也……⑤
刘氏之说，似历来不为研究者所重视，而其思路与见识，于《儒林外史》结构之研究，最有启发，因为他发现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的顺序安排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承递关系，只是缺乏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论阐释。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开作品的细部结构之迷：
一是结构的内在主线。对“名”与“实”、目的与结果之间悖论的演绎是作品结构的内在主线。如周进与范进之间的人物递进，本来周进是“校士拔真才”，然得到的却是范进这样连苏轼都不知的人才；娄公子爱才养士，最后却演变成一场闹剧；再如马纯上与匡超人之间的人物递进，二人故事的交集文字并不多，之后匡超人的故事就成篇，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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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纯上再无关系，但匡超人的整个堕落过程，实际上是马纯上身上固有的悖论（笃学而不得其实，名实分离）在同类人物身上继续演绎的必然结果，这个有天赋的年轻人从马纯上那里得到的正面引导，恰恰是他在思想方法上走上歪路的开端。这种“名”与“实”、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悖论所导致的不合目的性的事态发展逻辑，是作品讽刺艺术基本原理，也是作品情节发展、人物更替的内在推力。而这个悖论，源于书中诸色人物的核心价值取向－“功名富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本来，在封建社会，博取功名要靠文武实绩，但八股时代开始以后便不再如此，科场成功便是功名，即有“荣身之路”。这种功名需要的只是文字技巧甚至“揣摩”的功夫，而不再是实际才能和对社会的实质贡献，于是“名”与“实”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就产生了悖论。整部书都在揭示这种悖论，所以在结构上，它就构成了贯穿故事发展和人物更替的一条内在主线。
二是结构的外部形态。人物 “等而下之”的排列规律构成了作品结构的外部形态。在“名”与“实”的悖论之下，人物的品行能力依次比上一个人物层次更低，如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学，通过对其做学道之后阅卷过程的描写，对文才能已有讽刺，而他录取的范进则“等而下之”，同样做了学道，尚不知苏轼为谁；不仅“文”又低一等，“行”也出了瑕眦：“丁忧”期间去打秋风，不使象牙筷子，却吃大虾元子，伪态已露而不自知。这之后的另一个由科举而出仕的王惠，贪且沽名，临难不能守节，较之周范更“等而下之”；匡超人之后写牛浦郎，二者经历相似：起初都以好学始，继而弃实而趋虚；而牛浦郎较之匡超人，品行更趋低劣：匡超人想做诗人，尚看一夜的《诗法入门》，而牛浦郎则直接窃他人之作为已有，匡超人停妻再娶，牛浦郎则撞骗再婚。从故事情节上看二人没有任何关联，然作者之意图，在于“说牛浦以继匡迥而穷其变”（《小说裁论》）。书中写“真儒”的凋零过程，也是按这个原理进行的，他们 “等而下之”的原因，则是社会环境使然：虞育德、庄绍光等一班“真儒”之后，又有余家二兄弟、虞华轩、王玉辉等人，虽真儒人品仍在，然其风范已不如前。“二余者，虞、庄之流而加拙。后虞者，少卿之流而加露，王者，衡山之流而加迂……”（《小说裁论》）。至于原因，天目山樵评曰：“虞杜庄三人之后，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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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写一虞华轩，以见天下人才未尝断绝，虽黄茅白苇中，亦自有轶群绝品，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浑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够也”（会评会校本第四十七回）。这种“等而下之”的顺序原则，再辅以某些故事情节之间本身的联系（不同人物之间的交集、一些次要人物的串连、过渡作用），从而构成人物、情节之间的严密结构。按这个结构规律，人物“等而下之”的最终结局，是儒林无人，希望只留于市井。最后一回“幽榜”无疑是“有厄”文人的一曲挽歌，与“楔子”相呼应，从而完成了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历史逻辑。
四、结语
综上，《儒林外史》这部貌似结构松散的小说，是有着严密精致的整体结构的。这种结构不是体现在贯穿全书的人物或故事情节上，而是隐藏在看似不相关联的人物、情节的顺序安排中，对表现小说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物的冷静刻画与了无痕迹的细部安排，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春秋笔法”。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的文化和历史忧患意识，以及它在文学乃至思想史上的价值。
注释：
①《儒林外史》会评会校本，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页763。 ② 《小说考证》，蒋瑞藻编，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7，页561。 ③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页156。 ④ 《吴敬梓评传》，陈美林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页509。 ⑤ 《儒林外史本事考略》，何泽翰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页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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