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卷第３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ｎｙ 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ｌ＿１４ 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年９月 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 ——关于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困境的三点反思 王升平 （广东党校 校刊编辑部，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５３） 摘要：列奥・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并认为复归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式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是化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施特劳斯为现代虚无 主义问题的解决所开出的处方，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自然正当能否被证成的困境；二是对 于被赋予至上权力的哲学精英而言，其腐化的风险是否能被有效控制的困境；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 努力能否改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的困境。 关键词：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ＤＯ９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１２９（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１３—０５ 作为２Ｏ世纪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位代 表性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对于西方现代性问题有 着独特的理解。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问题之根 本在于虚无主义，它具体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再也不 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 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１］３ 。在 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什 么都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２ 的虚无主义状态，其 可能存在的困境进行考察，在笔者看来，正是施特劳 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些困境，决定了施特劳斯所主 张的政治哲学的古典复归并不能为现代虚无主义的 克服提供有效的解药。 一、自然正当是否能够被证成 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弃置了价值评价的终极 判准。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导致现代西方弃置价值 评价的终极判准从而陷入虚无主义困境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于那种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所开创的 现代政治哲学对于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所开创的 古典政治哲学所寻求的自然正当的弃置。基于此，施 自然正当是施特劳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 念。在施特劳斯看来，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所开创 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传统之所以能避免虚无主义困 境，正是由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者相信永恒事物、相 信自然正当的存在，并试图通过哲学努力来发现和 探求这种自然正当，从而为社会提供价值的终极判 准和前进的理想图景；而现代政治哲学之所以陷于 特劳斯认为，要解救现代性于虚无主义困境，我们应 当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于重返由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等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传统，重新去探求 自然正当、以对自然正当的重新重视来取代现代政 治哲学那种日益严重的历史主义倾向。然而，我们必 须追问的是，从施特劳斯所强调的古典政治理性主 义的逻辑出发，是否真的能有助于现代西方社会走 出虚无主义困境？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施特劳斯思 想的内在逻辑出发，对施特劳斯古典复归思想中所 虚无主义困境无法自拔，正是由于现代政治哲学放 弃了自然正当，放弃了价值背后的客观依据，而相信 价值的主观性、私人性和变易性，相信“我们所依据 的原则除了我们盲目的喜好之外别无根据”［３］４。 所谓自然正当，在施特劳斯那里主要指的是一 种相对于习俗而言的恒定的、初始性的存在，它是一 种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有赖于哲学家的努力去发现 和挖掘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自然正当之不同于政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１９ 作者简介：王升平（１９８２－－），男，湖南娄底人，广东党校校（院）刊编辑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１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现象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自我显现的，它有赖于“人们 去发现”［３］８ ，也就是说，它有赖于哲学家的智识努力 去对其进行探究和证明。因此，与现代自然权利论者 将运行的基础及正义的根本判准立基于公民同 意不同，古典自然正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无法通 过公民同意而被揭示和证明的，它的发现和证明必 然只能通过精英主义的途径来实现，或者说，它只能 依靠那些有着良好的哲学素养、具有良好的反思能 力且经历过良好的哲学训练的哲人的智识努力才能 被揭示和证明。这也正是施特劳斯之所以要重新强 调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强调要复归古典意义上的那 种以探求整全，“寻求普遍性的、整全性知 识”［４】３柏≈明，关注终极价值问题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 根源之所在。 然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自然正当 是否能够被证成，成为了施特劳斯所提倡的古典政治 理性主义方案能否对克服现实的虚无主义困境产生 效应的根基和前提。而同时，根据施特劳斯的古典政 治理性主义的逻辑，现代虚无主义能否得到有效克 服，关键就取决于知识精英或哲学家的能力：如果知 识精英或哲学家能通过其智识努力成功地发现自然 正当、并对这种自然正当的合自然性、合规律性加以 证明，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能够为政治生活中的善恶 判定问题提供一个终极的判准，并因此而引导政治生 活逐渐走向良善；但是，如果政治哲学家们无法通过 其自身的理性发现并证明这样一种自然正当，那么， 政治哲学对政治实践的引导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基于什么理由 而能够证明某种价值取向是符合自然正当的，并可 以成为评价事物正义与否的终极判准？施特劳斯虽 然强调了哲学精英的理性是发现自然正当的基础， 并将正义的界定权交给了哲学家，但却并没有指出 哲学家之论证自然正当之为自然正当的具体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在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 哲学的视域中，他也并不认为哲学或哲学家就必然 能够占有真理。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施特劳 斯表明，哲学只是人们探究真理的一种努力，它并不 能保证它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真理性的：“哲学实 际上并不占有真理而是寻求真理。哲学家与众不同 的特征一方面在于‘他知道自己全然无知’；另一方 面还在于他能洞识我们在有关最重大的事情上的无 知，从而促使他努力奋斗、竭力去获取知识。”［４］３ 。 。 这表明，在施特劳斯那里，界定哲学家身份的最重要 的特征是明白自己无知并将求真、求知作为自己的 一种生活方式，而哲学家本身是否拥有真知，在哲学 家身份的界定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问题 在于，如果哲学或哲学家并不是事实上占有真理的， 那么施特劳斯的理论之成立所高度依赖的对自然正 当的证成与哲学家并不占有真理的事实之间就构成 了一种紧张：通过哲学这样一种并不占有真理的方 式，它如何能够让人们走出洞穴，见到真理的阳光？ 它如何能够使哲人们获得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他所宣 称的就是一种真理，就是一种符合自然正当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相当于承认了，所谓哲学真理，在很大程 度上也可能不过是哲学家们的一种意见——只不 过，这种意见是在哲学真理的名义下提出的，因而具 有更大的欺骗性。如果哲学家所提出的真理只不过 是一种意见，它无法获得有效的证明，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非要将那些本质上为意见的东西强调为真理， 就将必然陷入思想极权的牢笼。如果出现上述情况， 那么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自然正当理论对现实政 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二、哲学家的腐化及其约束之可能 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现代政治哲学不再相信 恒定的自然正当和自然法存在的可能，因而也就否 认了通过智识与理性的方式来寻求自然正当和自然 法的必要性。作为对古典自然正当和自然法的取代， 现代政治哲学将正义的判准立基于人定法，而制定 这种人定法的基础，则在于大众的同意。通过大众同 意的方式来界定正义的制度前提，是自由民主制的 确立，自由民主制的机理在于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 以数量上的优势来决定正义与非正义。古典政治哲 学由于相信作为正义的终极判准的自然正当和自然 法的存在，并相信“最佳的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统 治”，相信“智慧对于自然而言是最高级的”［３］１北，因 而，古典政治哲学寻求一种以哲学家为核心的政治 架构，使哲学家或是接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在政治共 同体的正义界定、发展方向的确立上处于支配地位。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施特劳斯这种将智慧置 于优先地位的做法，其目的并非在于谋求哲学家或 接受过哲学教育的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而在于谋 求公共福祉。因为在施氏所主张复归的古典政治理 性主义者那里，哲学家参与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指 向公共福祉的，如柏拉图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立 第３期 王升平：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 １５ 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的幸福，而是为 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 求个人私利？这当然都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因 为那种能够界定正义与非正义的，掌握有知识，同时 还可能掌握有权力的人，一旦其具有某种私心，一旦 其试图践行某些恶行，其对公共福祉所造成的损害 可能比一般人的私心和恶行所造成的损害更大。实 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 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 ］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施特劳斯所主张复归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哲学虽然 首先是义务导向的，但这种义务最终指向的还是社 会权利——因为公共福祉本身就与社会权利具有极 大的同构性。所不同的是，现代政治哲学对于公民权 际上，对这种带有一定的专断色彩的权力的不信任， 也正是现代政治哲学将古典式的那种以对智力的认 同为优先的做法转向以公民同意为基础的做法的一 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确立起哲学家在自然正当的 利及公共福祉的寻求，更多地是通过确认公民权利 而实现的；而古典政治哲学则首先强调的是公民的 义务，在他们那里，义务的履行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 的前提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施特劳斯那里：一方 面，他追求的是社会公共福祉而非哲学家的个 利；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福祉的实现，又以公民对哲 学真理的服从和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前提。施特劳斯 的上述逻辑要得以实现，就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前 设，那就是，哲学家的诉求必然是与公共福祉相契 合、相同一的，否则，哲学家所具有的知识和智慧就 有可能不是社会福祉的促进因素，相反，它可能成为 社会福祉的阻碍因素。这就意味着，施特劳斯在强调 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性时，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 上否认了那种哲学家或接受过哲学教育的政治精英 得以腐化的可能。只有否认了这种可能性，施特劳斯 才能合符逻辑地接受柏拉图式的方法，认为将政治 共同体交由哲学王来掌控的政治才是一种最优 良的。换言之，施特劳斯实际上是假定了哲学家 必然是善的，他们不但寻求真正的善，而且他们不会 用这种知识上的优势来寻求自身的财富和地位，他 们满足于求知本身。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中存在这样 的以求真为要务的人，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 “哲学家”这个称号的一个大的限定，它使很大一批 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实际上成为了古典政治哲学意义 上的和施特劳斯意义上的非哲学家。 这样一来，对哲学家身份的界定在这里又成为 了一个难题。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来区分一个人是真 正的哲学家还是伪装的哲学家？如果是一个伪装的 哲学家以欺世盗名的方式获取了大家的信任，并将 一种实际上并不符合自然正当的东西诡辩成自然正 当，人们该如何判断？此外，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可 能，哲学家或接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本身在道德上却 是腐化的——也就是说，他的言和他的行不一，而他 却仍能利用这种智力上的优势来损害公共福祉、谋 把握上的根本性，虽然是承认了智慧的重要性，但是 同时也产生了哲学家极权的可能。 哲学家的腐化问题其实古已存在。在古希腊， “智者”与“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就是哲学家可能走 向腐化的一种很好的例证。智者其实也是城邦中那 种以哲学家身份自居的人，他们的言辞具有极大的 煽动性，他们甚至逻辑严密、极为雄辩。但是，智者之 所以学习哲学，之所以去训练一种雄辩的才能，却仅 仅是为了谋求公众的信任，谋求个人的财富和利益。 显然，由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在公众眼里，这 种具有较强的煽动能力的人往往才是知识的象征， 因而，他们也往往影响着导向，成为社会所认定 的正义的界定者。在公众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受欢迎 的哲学家。与此相对的是，那些真正的哲学家，那些 不寻求私利、一心寻求真理的哲学家，则可能并不善 言辞，他们并不明白怎么去讨好公众，因而也就无法 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也可能并不明白怎么去教导政 治精英，使自己的符合自然正当的观点为公众或是 政治精英所接受。这一点，也正是柏拉图强调要将诗 与哲学相结合，以诗化的形式来增强哲学对社会的 影响力的原因之所在。但是，由于哲学家与智者之间 的边界其实并不十分明晰，因而，要区分智者和哲学 家并不十分容易，这就导致那些作为伪哲学家的智 者成为社会公众所认定的哲学家，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对于社会而言，将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后 果。更重要的是，哲学家的身份和利益诉求在现实的 政治生活面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些本来可能 是作为自然正当的追寻者的哲学家，在现实的政治 生活中也同样可能变成智者，变成以私利为中心的 人。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欲望”可能战胜在哲学 家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从而使灵魂堕落。 而一旦如施特劳斯那样把哲学家的智慧和知识当成 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成社会正义的绝对界定标准，哲 学家的这种智慧和知识就成为了一种权力。而正如 １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 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因为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 治哲学的背离而导致政治生活上的现实困境的状 态。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哲学可以教导， 也并不一定是说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可以教导，也 的川Ｅ］，如果哲学家的这种知识权力是没有约束 的，我们就不能确保它的使用上的正当性。 三、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是否能改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家可 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产生之根源在 于现代政治哲学，它是“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 一，，［ ］１。换言之，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现代性的困境 并非根源于现实的历史实践，而是源自于以“现代性 的三次浪潮川Ｅ］。 为具体表现的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 政治哲学的转换。这种说法否认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对 于政治哲学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肯认了政治哲学对于 政治生活的先导性影响，认可了哲学家在政治生活 中的先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究竟是政治生 活决定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哲学决定政治生活？对这 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现代性困 境之化解途径的选择。根据政治生活决定政治哲学 的逻辑，化解现代性的价值困境这一问题的思路主 要在于通过一定的行动来调整和改变社会实践，包 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根据政治哲学 决定政治生活的逻辑，化解现代性价值困境的思路， 则在于通过一定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来使当前 的某种偏离本真的政治哲学能够被某种符合本真的 政治哲学所取代，并使其能够引领政治生活、指挥政 治生活。施特劳斯无疑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由于 认为现代政治哲学是导致现代性困境的原因，因而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困境的化解也应通过一场 政治哲学的来实现。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施特劳 斯才强调了要重新肯认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 位，并强调要重新“恢复政治哲学－ＥＴＪｚ；也正是基于 这种逻辑，施氏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精英主义，主张 将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确定及社会正义的终极判准 的权利交由给以哲学家为主导的有智之人来进行。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承认政治哲学是现代 政治生活之价值困境的根源，那么其前提是必然要 承认政治哲学是可以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换言之，如 果说作为理论形态、知识形态而存在的政治哲学影 响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那必然是因为政治哲学家 所构设或发现的知识、理论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社 会生活状态的。而由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离不开哲 学理论的教导，上述主张也就必然意味着在施特劳 斯那里，政治哲学是可以教导并可以为人们所接受 以使每一个人成为政治哲学家，从而明确其哲学观 念得以推理出的内在逻辑。而是说，至少就政治哲学 的结论而言，它们是可以传达给公众并为公众所接 受的。这种接受当然既可能是一种反思性的接受，或 者说，它可能是因为公民明确其推理的内在逻辑和 证明过程而加以接受的；也可能是一种意见化的接 受，也即，公民并不明确其间的证明逻辑，但他们基 于对哲学家的信任而接受这种结论。 但是，上述结论显然与施特劳斯在其它地方所 表达的思想出现了矛盾，因为，施特劳斯曾多次对于 政治哲学的可教性持怀疑态度。在施特劳斯的逻辑 中，政治哲学的可教性，至少要受到两种因素的限 制：其一，它要受政治哲学及其所关注的自然正当能 否与公民习俗相合这一因素的。如果这种政治 哲学思考及其所提出的自然正当与公民习俗不相 合，就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瓦解社会所赖以 生存的基本要素”［８］，从而导致政治世界的动荡，使 政治世界因其新奇的、偏离习俗的观点而深受其害； 二是导致哲学家本身受到意见世界的攻击而自身难 保。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的意见世界与哲学的真理 世界之间往往是存在冲突、不相合的，这就意味着政 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不可教的，也正是基于 这一点，施特劳斯才提出了隐微教导的问题，隐微教 导其实是将某些真理性的东西暂时隐藏，而仅仅让 那些对哲学感兴趣、有潜质成为真正的哲学家的人 通过细致的思考来加以发现。但如果是这样，即使不 说某种哲学真理之为全社会所接受并转化成为一种 社会实践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不可能对这样的 教导何时转化成为一种实践不可能有一个较为明确 的时间预期。其二，它要受哲学家是否愿意统治这一 因素的。如果哲学家愿意统治，那么，他们可能 会选择将自己的知识公之于众，并以自己手中所掌 握的政治权力来平息这种公开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动 荡。但问题是，施特劳斯同样否认了哲学家愿意统治 的可能，他追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哲学家成为哲学 王而参与统治往往是被迫的，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 机率如果不是说没有，也是极其微小的，也正是这一 点才决定了符合自然正当的理想政治状态的实现往 往只能是一种出现在言辞中的“样板”，而几乎不能 成为一种“现实上存在的东西”［５］２¨。由于现实政治 第３期 王升平：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 １７ 生活中哲学家的统治往往是通过对统治者的教育而 性智慧对于虚无主义之根本危害的认识和自我化 解，它更多地涉及的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 论问题。 实现的，而统治者是否接受哲学家的建议却又具有 很大的或然性，这又进一步弱化了政治哲学转化成 为政治现实的可能。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施特劳斯 其实都是在否认政治哲学与现实的意见世界之间的 同一性，否认或至少是不确信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 论形态之转化成为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 那么，施特劳斯所主张的现代政治实践源于现代政 治哲学的说法，似乎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逻辑 上的矛盾。 参考文献： ［１］ ［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Ｍ］∥刘小 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演讲与论文 集（卷－－）．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甘阳．政治哲学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 复兴［Ｍ］∥［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 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５０． 在笔者看来，施特劳斯所面临的这种困境，是将 政治哲学优先于政治生活的必然结果。而要摆脱这 种逻辑上的困境，首先在于重新肯定政治生活的优 先性，根据政治生活优先的逻辑，现代虚无主义产生 的根源不是现代政治哲学的结果，而是由于公民的 主体性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增长等诸多现实因素得以 累积的结果。而要改变这种价值虚无主义的状况，政 治哲学的理论努力也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 ［３］［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Ｍ］．彭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４］Ｓｔｒａｕｓｓ Ｌ．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５７（１９）． ［５］［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Ｍ］．郭斌和，张竹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６］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Ｍ］．侯健，范亚峰，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２８６． 理论努力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而存在——换 言之，通过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虽然可能能够为现 代社会的困境化解起到一定的推动效应，但却不能 寄希望于这种政治哲学努力能够彻底改变西方价值 虚无主义的现实，西方虚无主义的消解，虽然离不开 哲人的理论努力，但更重要的还有赖于民众的生存 ［７３ ［美］列奥・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Ｍ］∥刘小枫．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演讲与论文集 （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３ ［美］列奥・施特劳斯．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 ［Ｍ］∥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 演讲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５６．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ｅｌｐ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ｐ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ＣＰＣ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 １ ００５ 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ｓ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ｗａｙｓ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ｉ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ｏ．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１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Ｓ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ｎ ｂｅ ｊｕｓｔｉｉｅｄ；ｔｈｅ ｆｓｅｃｏ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ｅｎ— ｄ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ｎｅ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