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阅读材料

《陈情表》解读

李密，名虔，字令伯（224-287年），犍为武阳（今彭山）人。西晋文学家。

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出生六个月就死了父亲，四岁时舅父又强迫母亲何氏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李密以孝敬祖母而闻名。据《晋书·李密传》说：祖母有疾，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左右。膳食、汤药，必亲自口尝然后进献。李密幼时甚好学，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年轻时，曾任蜀汉尚书郎。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官名）。诏书累下，郡县不断催促，这时，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岁，年老多病。于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家里情况，说明自已无法应诏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陈情事表》，或称《陈情表》。 《陈情表》辞语恳切，委婉动人。表到朝廷，晋武帝看了，为李密对祖母刘氏的一片孝心所感动，赞叹李密\"不空有名也\"。不仅同意暂不赴诏，还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影响深远。 李密在面对\"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李密在构思《陈情表》时，有三种交错出现的感情：首先是因处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其次是对晋武帝\"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不满情绪,最后是对祖母刘的孝情。但是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便把这三种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经过冷静的回味，压抑了前两种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笔带过，掩入对祖母刘的孝情之中。而对后一种感情则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文章第一部分（一二段）极写\"报国恩\"与\"顺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段一开篇作者就以一种凝重的笔调道尽命运的悲苦，在这短短的半生中尝尽失怙失恃体弱多病的痛苦，门庭衰弱的辛酸，让人一下子被笼罩在凄凉的氛围中。我们可以想见在这巨大的悲苦之后隐藏着祖母多大的艰辛和付出,凝聚着祖母多少的爱意和恩情啊。所以文章一开篇就达到了以情动人的目的。

然后，李密把自己给祖母\"尽孝\"的行为纳入了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因为晋朝的政权是以臣子的身份通过阴谋和建立起来的，他们羞于标榜\"忠节\"，因而以\"孝\"作为治国之本。而李密的举动正切合了晋国国策，\"行孝\"即为\"行政\"，是晋国国策忠实的实践者。接着作者又从自己\"亡国贱俘\"的身份入笔，断了晋武帝的猜疑。最后以一\"但\"字回到\"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唯一原因上来。陈情至此，可谓是以理服人了。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李密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您尽忠。面对这般拳拳孝心，晋武帝还能说什么？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行文中，反复强调祖母刘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婴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刘病日笃\"；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形成一种回环反复的悲恻，也是

达到\"悲恻动人\"效果的原因。

《陈情表》结构严谨、缜密，语言表达委婉、畅达。严密的逻辑，真实的理由在曲折推进中得到清楚的表现，而陈述又是那样委婉，衷曲又是那样令人同情，文章章法显得摇曳多姿。

细数沈从文一生的委屈

笔者早在1982年深秋，就买了一本白底黄花封面的《沈从文小说选》。随手翻开看了几篇，其风格迥异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作品，觉得很对自己的味口，乡土气息浓郁，原生态的质朴与粗犷扑面而来，非常喜欢。沈从文的小说没有当年提倡白话文之初，文人笔下惯有的“古色古香”和“疙里疙瘩”的过时感；描写细腻，现实性强，且情感真挚，立意忠厚善良，写的是真实本源的生命和生活。个人强烈地感到沈从文的作品能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后来，看了《边城》和《长河》，就更加崇拜沈从文了。个人觉得，除了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如《萧萧》、《丈夫》、《八骏图》等外，《长河》应该算沈从文最好的作品了，可惜没有写完。

就是这么一个划时代的大师级的文学家，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和磨难可谓多矣！

委屈一：饥寒交迫的“北漂”生涯

沈从文小时候并没有多读书，连小学都未毕业。随着家庭的破败，十四岁就去当兵，在地方土著一干就是六年。二十一岁那年，他怀揣一本司马迁的《史记》，只身一人，冒冒失失到北京当“北漂”，开始做起文学梦来。“北漂”的日子真不好过啊。几十年后，他在“选集题记”里说：“克服困难不仅需要韧性和勇气，不好办的还是应付生活。我尽管熟悉司马迁、杜甫、曹雪芹的生平，并且还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作出的伟大长久贡献，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前现实的挫折困难；可是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

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沈从文实在走投无路了，给正在北大担任讲师的郁达夫写信，诉说自己饥寒交迫的艰难境况。接信后，郁达夫冒着冬夜的大雪，前来探望沈从文。推开那间有名的“窄而霉小斋”的房门，郁达夫发现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条腿，正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郁达夫说：“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接着，他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师傅炒菜打锅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没。”

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明白了一切。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的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的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共花去一块七毛多钱（瞧瞧当年的物价）。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账，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塞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沈从文生活困窘，袋中无钱，郁达夫小小的帮助可就是救命啊。沈从文的哭声，从胸膛中爆发出来，如同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却也让人坚定了信心。 就这样，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乡下人！”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作家，这真是个奇迹。 委屈二：失意珞珈山

发表了一些有特色、有深度的小说之后，沈从文在文坛名声鹊起。随即，于1929年被校长胡适聘为上海的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据说，他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就闹了个笑话。这位文坛新秀，在写小说时十分自信，但走上讲台，面对台下的大学生一片好奇的眼睛时，居然胆怯了，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站了十分钟。尴尬极了，他实在没办法，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引得同学们善意地笑了。这堂课，他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案，结果慌乱中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

第二年，胡适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自然”也从上海中国公学辞职。他的好友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在胡适的眼中，作为天才作家的沈从文是完全可以胜任大学教师的。

虽然是二度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对教学仍然不够自信。经过一番犹豫，迫于生计，最终沈从文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到了洛珈山。沈从文教的课，与在中公差不多，还是新文学和习作，一周三小时，职称只是助教，拿的也是助教的薪水。

在武汉大学，虽说发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没有高级文凭的沈从文并没有得到校方重用，过得很不如意。他给友人写信说：“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适也是自然的事。„„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能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日子过得郁闷之极。 在洛珈山下的那段生活，对沈从文来说是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他给胡适写信发牢骚：“在此承通伯（陈源的字）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唯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恨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智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适。”

在武大呆了不到一年，借着营救被逮捕的好友胡也频之事，他就失意地离开了。 当年在武大的朱东润，1976年写自传，其中有一段描述沈从文：“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朱东润所描述的情境，通常讲沈从文的故事是出现在他在中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没想到，他到武大，又重复了一次。

实在说来，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迈出了他教书生涯的第一步。接着在武汉大学干了一年。又去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书，直到后被迫离开了学校。沈从文的教书生涯大约十六年。在这十六年期间，沈从文的文学事业也达到了顶峰。

委屈三：在西南联大遭奚落

大名鼎鼎的刘文典，敢跟蒋介石互殴，其个性之张扬、狂狷可见一斑。他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不知为什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很瞧不起讲授语体文写作的沈从文。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了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昆明。一有空袭警报，大家都纷纷往郊外的山林里跑。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大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保存文化火种；可是你这个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沈从文像没听到的一样，置之不理。他实在不理解刘文典这是发的哪门子邪火？

委屈四：遭钱钟书讥讽

不知为什么，大才子钱钟书也不待见沈从文。不过，钱钟书不像刘文典那样当面挖苦奚落，而是在自己的两部作品中不点名地影射、讽刺沈从文。知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其一是中篇小说《猫》。钱尖刻地写道：“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

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 其二是散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在这篇散文里，像浮士德一样，魔鬼说了许多十分精辟的话，比如：“但丁赞我善于思辩，歌德说我见多识广，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显然，在这里，魔鬼拐弯抹角说的“‘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不是随便说的，确有所指。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许，如他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我们没有看见沈从文一生说过钱钟书半个不字，钱留下这样的文字，可以让今天的人们“榨出”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委屈五：临近遭郭沫若打击

1948年3月，郭沫若突然在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色的”、“反动”的作家。在文中，他杀气腾腾地说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在毛面前是大红人，他点名“废了”谁，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凡事都是有原因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突然发出的致命一击，缘于1930年，沈从文对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进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一文中指出，郭沫若并不适合写小说，其创作是失败的，空话太多。说他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说郭沫若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最后，沈从文实事求是地指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今天看来，沈从文说的非常客观，很有见地，也很公道，纯粹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故意冒犯之意，要逆其“龙鳞”触痛之。

有文化旗手郭沫若的定性，再加上时代突变，天翻地覆，沈从文觉得自己跟不上，整日里惶恐不安，觉得“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自己“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在1949年，他绝望得曾两度自杀：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长子沈龙朱发现后，拔掉电源并用脚将其蹬开；第二是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断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四十年后，他的夫人张兆和解释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他的次子也说：“（那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可以说，当时连最亲近的亲人们都不理解他，可见其心底的委屈之大之深。

委屈六：后不敢写小说

既然文化旗手郭沫若点了名，沈从文后再也不敢写小说了。

一个天才的小说家，正写得顺风顺水，心里装着好几部鸿篇巨著，已经完成构思且开了头，此后三十年里不敢、不能写小说，心里该多么痛苦。他在1981年12月1日于“选集题记”一文补写道：“我生命中虽还充满了一种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还近于婴儿情绪状态，事实上人却快八十岁了。近三十年我的

写作生命，等于一张白纸，什么也没留下。事实上却并不白白过去。” 事实上，他说的“并不白白过去”绝不是一句空话。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当时，他给丁玲写信说：“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沈从文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沈从文到博物馆搞起了中国古代文物史的研究。三十年研究的结果，他出版了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权威。因此，沈先生不光有小说家的头衔，也有了历史文物研究专家的头衔。

委屈七：遭学生范增贴大字报

期间，更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尽力帮助过的范曾（就是那个现在还活得有滋有味的大画家）。在大字报上，范曾恶毒地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中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的鼻子说，‘你那套过时了。我这是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后来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委屈八：每天打扫女厕所

期间，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有了一把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羞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自嘲说：“这是造反派领导、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当然，沈从文竭力隐忍和微笑的背后，不是没有痛苦和挣扎。这痛甚至在他的晚年，还压在心头，无法消散而去。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 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 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哭得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委屈九：与丁玲晚年反目

上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二人关系密切，曾在京沪两地同住，一起编刊物《红黑》，堪称文坛“三剑客”。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甚至以丁玲丈夫的名义，冒着战火危险，护送丁玲送子回故乡常德。1933年，丁玲被捕失踪，沈从文参与营救呼吁，在听到丁玲已死的消息后，又在《国闻周报》连载传记作品《记丁玲女士》（后以《记丁玲》为名由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沈从文一向被认为温和，且不赞同胡也频、丁玲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式，但他仍然在作品中正面描写丁玲与胡也频的社会活动，抨击当局杀害胡也频和丁玲。后来证明，丁玲未死，艰难度过几年的软禁生活后，她只身逃往延安，旋即成为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谁知，四十七年后，1980年3月的《诗刊》，刊发丁玲《也频与》一文。在纪念胡也频的这篇文章中，丁玲对沈从文将近五十年前创作的《记丁玲》进行严厉批评：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些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者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随后，在1981年发表的另一篇关于胡也频的文章中，丁玲不依不饶，仍不点名地讥讽沈从文是“绅士”、“准绅士”：他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偏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他不是在高潮的时候涌上浪头，但却在暂时处于低潮的时候，提着脑袋迎上去的，绝不后退。难道这是盲目的吗？难道这应该被讽刺为简单无知吗？ 不管如何，丁玲与沈从文这两个文坛大佬的友谊从此彻底决裂了。

沈从文的反应可想而知。面对丁玲的尖锐批评和指责，沈从文为之惊讶。他不解，他困惑，继而气愤。他不相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从未看过他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尤让沈从文委屈、也令外人不解的是，二十多年来，对丁玲的身心打击最厉害的，是1955年、1957年审查她、将她打成“右派”的人。知情者也为之不解。与丁玲有着历史纠结的那些人，如周扬等，如今仍活跃在文坛，丁玲不去批评他们，为何反而转过身，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沈从文？

丁玲的无端指责，对沈从文无疑是意外一击。在写给徐迟的信中，他曾私下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篇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地做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丧失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 两个人的关系自此彻底破裂。他们只是偶尔在公众场合见上一面。沈从文说过，他是尽量回避丁玲，不愿意与她出现在同一场合。在一次接待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们相遇了。沈从文说，丁玲特地走过来找他，邀请与她同桌吃饭。沈从文谢绝了，宴会结束时，才和丁玲握手告别。沈从文后来解释说：“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但是面子上我还是照顾她了。”自这次宴会后，沈从文与丁玲不再相见。一次，旅居海外的凌叔华来到北京，有关方面宴请招待，凌叔华提出请30年代的两位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婉言谢绝，凌叔华只好随后单独前去拜访。 沈从文对委屈的总结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

沈从文一生肯定不止这些委屈。可委屈之痛，埋在心中，到底该如何言说、排解？

沈从文去世那一年，他的弟子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他。据说他木然（笔者怀疑是脑梗阻后遗症所致）。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世界安静地听着，一语不发„„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

沈从文与张兆和，曾被视为恩爱典范：年轻时，他向她飞鸿求爱的浪漫，暮年里，她为他梳理一生的温馨，其间55年。他为她写下无数美丽的文字和动人的诗，她为他付出无限美好的年华和多彩的梦。但是，多么悲凉的“但是”，虽然相敬如宾了，虽然相濡以沫了，却真的相知相忆过吗？

（一）他顽固地爱着你；我顽固地不爱他！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所写的几百封情书中的一句话，所有这些情书只有一个收件人——张兆和，张兆和把这些情书的寄件人编为“青蛙13号”，其他为其写情书的男人是青蛙1号，青蛙2号……

安徽张家是大家族，家长是富商张吉友，有良田万顷，喜好结交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蔡元培先生是

他的座上宾。张家有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斯，称“合肥四姐妹”，美籍华人金安平博士专门有书写这四个女人。这其中，最精彩、最感人、最知名的故事的主角就是沈从文和张兆和…也最悲凉！

1927年，张兆和来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外语系读书。给张兆和上课的老师中就有沈从文，长她8岁。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镇，青山秀水临江吊脚楼，和风细雨满城石板路，滋润了沈从文的文字，也氤氲了沈的心。他有着一股湖南人的蛮劲，也有凤凰镇的柔腻。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当过五年兵，当兵时喜欢过一个姑娘，还被她弟弟骗了1500大洋。沈从文来教书是徐志摩推荐的，校长胡适也有意录用，当时的沈从文在中国文坛已经饱受赞誉了！

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台下的学生中就有张兆和和姐姐张允和。沈非常紧张，说不出话来，转身在黑板上写到：请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后一开口，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湘西口音，声音微颤，与时期潇洒倜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也难怪张氏姐妹课后取笑他。一次，沈作为老师去宿舍看望学生，对张兆和说：你就是那个“笑话”！张不解，几经解释才知道，原来是“校花”的湖南口音版！不过，这话发音虽有问题，句意却是毫无争议的：张兆和此时18岁，大二，“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皮肤稍稍有点黑，校内学生以“黑牡丹”之称代之。这年是1928。沈从文开始了对张兆和的追求，方式是他最锋利的武器：文字！沈署名S先生，第一封情书这样开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兆和一心向学，不予理睬，将他和其他众多求爱者按先后顺序编成青蛙某号，搁在一边。此后，沈从文情书不断，频繁到让张兆和心生厌恶的地步！

“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沈从文用手术刀般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切下自己的每一丝情感，装进一封封的情书寄给张兆和。无奈，爱情实在勉强不来，这些情书扔到地上还能听到个响声，但就是没在兆和心中激起半点涟漪。沈从文大病一场：“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明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百般追求兆和而不得的从文开始变得极度自卑，一个湘西小镇出来的男人在合肥名门闺秀面前本来就存有的自卑极度膨胀。

“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这自卑的爱情，当然是不可能赢得兆和芳心的。自然界中动物的故事可以教会我很许多，鸟儿通过漂亮的羽毛，狮子通过雄猛的力量吸引异性，刚刚进化成人的我们又怎能逃脱这普遍的规律呢？沈从文需要做的是吸引，而非追求，这苦苦的哀求甚至连我们都有些鄙夷了，更何况系出名门的兆和呢？

无奈之下，沈从文找到张兆和同舍好友王华莲，希望曲线救国。王华莲带来的关于兆和的消息让沈陷入绝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都在追求张兆和，多的时候一次取信可以收到几十封情书，她从不回信，而且很烦！沈从文像丢失了自己武器的孩子一样，面对王华莲动情地痛哭。而这一切，非但没能打动兆和，甚至连王华莲都心生反感，她觉得，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实在配不上兆和，所以，王华莲这条曲线反而弯向了远离沈从文预期的方向。沈无计可施了，湖南人的蛮劲开始占据上风。张兆和在日记中说：“他对我的室友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得…总是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看来，兆和身边的人是帮不了自己了，沈老师又将希望有寄托在自己人身上，他找到胡适诉说自己爱得艰难。胡校长一口答应要做他的爱情天使，并且相信自己可以胜任，媒妁之言，他也能行！1930年7月，兆和出现在胡适家的客厅里。胡适开始了月老的表演，他一面夸沈从文是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是安徽人，他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可是兆和不为所动。校长情急，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兆和坚决：“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不再唠叨，他错愕，惋惜，本来他以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帮他才是。可是校长啊校长，爱神做事，历来不许任何人插手！胡适败下阵来，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那些说爱情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看来胡校长做学问可以，这方面着实

菜了。本来以为胡先生是个中高手呢，他曾说过，做学问要在不疑处生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有如此哲学的人多半是看透了人生的，不知为何独在这件事上，糊涂得一塌糊涂！

但是胡先生毕竟是大家，坦荡的胸襟还是有的，他把写给沈从文的信的副本寄给兆和。张兆和在日记中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还是兆和看得明白，她是不准备给沈从文留下任何一丝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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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三三，留给了柔美的湘西。

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列着沈从文，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这个最有机会的候选人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幸，笼罩了沈从文整个一生！

张兆和开始整理沈的信件和一些文字，编成《从文家书》。1995年8月，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六十多年里，张兆和一直活在一个她虚构的写信人带给她的生活里，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沈从文，也从来不许沈从文走进自己……暮年时，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这个陪着自己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男人，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