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高储蓄成因浅析

中国居民高储蓄成因浅析

The Causes of Chinese Residuals’

High Saving Rate

院系 武汉大学商学院数理金融数理经济系 专业 数理金融试验班 姓名 余晓敏 学号 19993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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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高储蓄成因浅析1

目录

一、引言

1.1 中国居民储蓄现状

1.2 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

二、从利率和消费波动居民高储蓄

2.1预防性储蓄模型描述

2.2利率波动与消费增长率本身的不确定性

三、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居民高储蓄

3.1 中国现阶段人口结构 3.2 中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制度

3.3 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的消费模型描述 3.4 人口年龄结构与最优储蓄的比较静态分析

四、综述及拓展思考

4.1引起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几个重要因素

4.2深化改革是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有效途径

1

经济学上的高储蓄的概念是指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率一般达到20％以上，我国的这个比例

大概在35％－40％之间，是典型的高储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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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居民高储蓄态势，同时居民消费倾向出现大幅下滑。为了解释高储蓄的现象，本文首先在第二部分引入了一个包含了不确定性和消费增长率的预防性储蓄模型，用消费增长率本身的波动和利率的波动来度量不确定性，进而分析利率和消费波动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第三部分构造了一个可以反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简单的两期迭代模型，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这一计划生育的自然结果是造成中国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重要因素。最后综述并进行一点拓展思考.

关键词：高储蓄 预防性储蓄 人口年龄结构 养老保险

ABSTRACT

Residuals’ high saving rates with low consumption tendency is an obvious phenomenon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give some reasons for this. First, it dissolve the uncertainty as the fluctuation of consumption increasing rate and the fluctuation of interest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ir influence on residuals’ saving conduction. Then, by constructing a two-period repeated model which reflects Chines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we find that aging of population,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China,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of increasing residual’s saving tendency and lowering their consumption tendency. In the end give an overall explanation and take a further look at which policy should be taken to lower the high saving rate.

Key Words: high saving rate, precautionary sav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endowmen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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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高储蓄成因浅析

一、引言

1.1 中国居民储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一直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之中。据统计，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不足1万亿元人民币，到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8.7万亿元，至2003年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超10万亿元。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据统计，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50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0%左右，而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上年增长高达17.8%。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年底余额 总计 7119.8 9241.6 11759.4 15203.5 21518.8 29662.3 38520.8 46279.8 53407.5 定期 5911.2 7691.7 9425.2 11971.0 16838.7 23778.2 30873.4 36226.7 41791.6 活期 1208.6 1549.9 2334.2 3232.5 4680.1 5884.1 77.4 10053.1 11615.9 年增加额 总计 1923.4 2121.8 2517.8 3444.1 6315.3 8143.5 8858.5 7759.0 7615.4 定期 1695.8 1780.5 1733.5 2545.8 4867.7 6939.5 7095.2 5353.3 5473.7 活期 227.6 314.3 784.3 8.3 1447.6 1204.0 1763.3 2405.7 2141.7 第 4 页 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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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 2001 2002 59621.8 332.4 73762.4 86910.7 44955.1 46141.7 51434.9 58788.9 14666.7 18190.7 22327.6 28121.7 6253.0 4976.7 9457.6 13148.7 3198.5 1310.3 4144.5 7354.0 3054.5 3666.4 5313.2 579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与统计数据。

同时，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自1996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8次降息，取消了保值储蓄，并从1999年10月开始对利息征收20%的利息税。一般而言，利率下降对居民消费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使得消费价格降低，促使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收入效应使得居民预期收入降低，故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在一般情况下，利率下降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此利率下调会起到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的作用。但是在1995年以后的中国，在利率下降了78%的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却在不断的上升，居民储蓄余额仍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利率的大幅下调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就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目的，中国居民高储蓄究竟成因何在，如何才能使之有效的转化为投资。

1.2 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

对于储蓄增加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看法，指出居民储蓄不仅是平滑消费路径，更是为了减少将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风险给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这就引出了预防性储蓄这一概念。

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下降而进行的储蓄。预防性储蓄假说吸收了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中的理性消费者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同时又引入了不确定性问题和消费者跨期选择分析。

首次对预防性储蓄进行分析的是Leland（1968），他认为：消费者的储蓄，不仅是为了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平滑消费以最大化效用现值，同时也是为了防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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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不确定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其边际效用函数就不再是线性函数了。Leland假设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是递减的，并由此推出产生预防性储蓄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当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时，消费者预期未来消费大于当期消费，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将使消费者在当期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

Deaton（1991）和Carroll（1992）把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结合起来，提出了缓冲存储模型。为从微观和宏观上研究储蓄和消费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对先前标准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的重要拓展。在他们的缓冲存储模型中，认为消费者储蓄的目的是使消费免受未预期的收入波动的影响。该模型假设消费者的收入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机过程，消费者的持久收入和当期劳动收入分别受到一个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的冲击。通过求解一个跨期的动态最优化问题，得出相应的一阶条件，隐含地定义了最优的消费与持久收入之比，逆推得到第一期的最优消费水平。

Dynan(1993)通过解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把预期消费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消费者的相对谨慎系数，贴现率、利率以及不确定性程度的函数。并通过对1985年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数据的检验发现美国消费者的相对谨慎系数很低，与零无显著差异，由此推论出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预防性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也较低。

Lusardi（1998）认为家庭的财富与其持久收入之比是家庭成员的年龄和收入波动程度大小的函数，家庭的收入波动幅度越大，则其积累的财富也就越多。Lusardi模型中家庭收入波动幅度对解释储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度量不确定性，对于预防性储蓄的显著性有着直接的联系。

以上简单提到了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预防性储蓄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而言，居民的高储蓄率无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消费环境等方面都影响着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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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规避，而且还没来得及建立完善的规避风险的体系。而我国居民的消费方式是一种积累性的自主性消费，主要靠自己的收入能力进行消费支出。出于对风险的担忧，居民大多还习惯于自卫性的自我利益保护，故而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大家也愿意把钱用于储蓄而不用于消费。与此同时，由于在现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下，各项改革措施如房改，车改，养老制度的实施，使得家庭储蓄大多还担负着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尽管从长远上来看改革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但在短期内，无疑增大了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对未来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预期，在储蓄中预防性储蓄占了很大的比重。

本文将主要从预防性储蓄，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用利率和预期的消费增长率来度量消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将总的不确定性分解为来自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和来自消费增长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分析各种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第三部分，本文将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与居民储蓄行为联系起来分析中国居民高储蓄现状。最后一部分综述中国高储蓄成因，并提出一些拓展思考。

二、从利率和消费波动高储蓄率

2.1 预防性储蓄模型描述

这里首先建立一个预防性储蓄模型，用典型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化来度量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我们假设消费者的生命期为T； 用表示效用的时间贴现率；CNi,t表示消费者i在t期的非耐用品消费； CDi,t1表示消费者

i在t1期的耐用品消费；Ki,t表示由耐用消费存量形成的t期固定资产。由于当

期的效用来自非耐用品的消费CNi,t和固定资产Ki,t的使用，故消费者i在t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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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CNi,t,Ki,t)。假设消费者的劳动收入是不确定的，消费者的效用是分时可加的，且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光滑，单调，边际效用递减等基

''\"\"\"'\"'本性质UCN0，UK0,UCN0，UK0,UCN0,UK0。

在t时期典型消费者在未来收入的下，求得未来预期的，并经过折现后的消费效用总和的最大值，通过一个最优化的消费序列CNi,t,Ki,t以实现这个最大值。

典型消费者在t时期的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TtjMaxE(1)U(CNi,tj,Ki,tj)CNi,t,Ki,ttj0(2.1)

S.T. Ai,t1(1rt1)(Ai,tCNi,tpDCDi,t)Yi,t1 t=1,2„T (2.2）

Ki,t11Ki,tCDi,t1(2.3)

Ai,T10(2.4)

约束条件（2.2）中Ai,t是消费者i在t期的非人力财富，Ai,t给定； rt1表示

从第t期到t1期的税后实际利率，在第t期初是随机变量；pD表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相对价格比；Yi,t表示消费者i在t期的可支配收入；在固定资产的动态变化方程（2.3）中表示耐用品存量的折旧率，假设其为常量。边界约束条件为没有遗产：Ai, T10。

易知：Kt1(1)KtCD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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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1K0(1)tCD1(1)CDtCDt1 假设在生命初期没有资本，即K00，则有

Kt1(1)CD1(1)CDtCDt1(1)t1iCDi (2.5)

ti1t1由以上描述可见，该模型中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利率rt1和可支配收入Yi,t（主要是劳动收入）。

上述极大化问题的Euler方程为：

1''Et1rU(CN,K)Ut1CNi,t1i,t1CN(CNi,t,Ki,t) (2.6) 11''Et(CNi,t1,Ki,t1)UK(CNi,t,Ki,t) (2.7) 1rt1UK1由（2.6）（2.7）式欧拉方程可直观地看到，降低利率将减少未来的利息收入，消费者将通过减少未来消费CNi,t＋１来增加当前消费CNi,t，从而储蓄减少。然而这与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我们看到央行自1996年5月来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从1999年11月开始征收高达20%的利息税，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但我国居民储蓄率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水平一直在减缓。这表明了利率对现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的作用很弱。这是因为中国居民对未来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预期，尽管利率下调对储蓄有着负的影响，但其他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储蓄产生更大的正的影响。如失业风险，近年的国企改革导致了大批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下岗的压力使在职职工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来防范未来的失业风险。又如养老问题，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并未成熟，退休后的收入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不得不增加储蓄。

2.2 利率波动与消费增长率本身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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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对不确定性有着各种度量方法。不同的度量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Gusio（1992）的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只能解释总资产积累的2%，Lusardi（1998）的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能够解释总资产积累的13%，而Carrol 和 Samwick (1998)用等价预防溢价，家庭收入方差与收入的对数三种方法描述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该比例为39%至46%。这里我们基于Deaton的预防性储蓄模型，用利率和预期消费增长率来度量不确定性。

在实际计算中，由于相对风险规避行为比绝对风险规避行为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这里我们取消费者的即期效用函数为常数相对风险厌恶（CRRA）形式：

U(CNi,t,Ki,t)CNi1,t1Ki1,t1 (2.8)

这里是非耐用品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是耐用品消费存量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假设它们均为常值，即假设消费者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与其消费无关。CRRA形式的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在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

' UCN(CNi,t,Ki,t)CNi0， ,t'UK(CNi,t,Ki,t)Ki,t0

\"1'UCN(CNi,t,Ki,t)CNiCNU(CNi,t,Ki,t)0 i,tCN,t\"1'UK(CNi,t,Ki,t)CNiKUi,tCN(CNi,t,Ki,t)0 ,t（）越小，随着消费的上升，非耐用品（耐用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下降得越慢，消费者也就越愿意接受非耐用品（耐用品）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当

（）接近零的时候，效用几乎是消费的线性函数，此时消费者愿意接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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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波动。

将CRRA 的效用函数（2.8）式分别代入Euler方程（2.6）和（2.7）中，则有

1rCNi,t1t1Et1 (2.9) 1CNi,t1rKi,t1t1Et1 (2.10) 1Ki,t易化为

Etexpln1rt1ln1lnCNi,t11 (2.11) Etexpln1rt1ln1lnKi,t11 (2.12)

注意到当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N(,2)的时候，随机变量exp的均值

1即为exp(2)。不妨假设ln1rt1和非耐用品的对数增长率lnCNt1服从

2联合正态分布,则由（2.11）式易得：

(2.13) 10　　　　　　vartln1rt1EtlnCNi,t12同样的，假设ln1rt1和lnKi,t1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则由（2.12）式易得：

Etln1rt1ln1lnCNi,t1 (2.14) 10　　　　　　　vartln1rt1EtlnKi,t12这里EtlnCNi,t1是t时期的预期非耐用品消费增长率,EtlnＫi,t1是t时期的预期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反映对应的耐用品的消费增长）。

Etln1rt1ln1lnKi,t1第 11 页 共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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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14）式变形易得

EtlnCNi,t11Etln1rt11Etln111vartln1rt1lnCNi,t12 (2.15)

EtlnKi,t11Etln1rt11Etln1 (2.16)

11vartln1rt1lnKi,t12

可见，利率的变化对预期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增长率的改变有两方面的影响。（2.15）式右边第一项表明降低利率将会导致预期非耐用品消费增长率的降低，即消费者会选择提前消费，增加t期非耐用品消费CNi,t,减少t1期非耐用品的消费CNi,t1。同样的，（2.16）式右边第一项表明降低利率会导致耐用品消费增长率的降低，消费者增加Ki,t，减少资产Ki,t1，因此耐用品消费减少。另一方面，上两式右边第三项代表了消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预期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增长率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大，于是与前面的影响相反的，消费者会延迟消费，减少t期的消费CNi,t,增加储蓄以增加t1期地消费水平CNi,t1，可视这一部分为预防性储蓄的影响。总的影响将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当利率的影响较大的时候，总变化表现为储蓄减少，消费增多；相反的，当不确定对消费的负的影响大于利率降低带来的正的影响的时候，总变化表现为储蓄增多，而消费减少。

结合我国1996年以来尽管一直降低利率，可是消费水平增长率一直减缓的现状，可以解释为后一种效应超过了前一种。尽管利率下调对储蓄有着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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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储蓄产生更大的正的影响，即预防性储蓄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计算风险厌恶系数是十分困难的，、均为未知的参数，因此很难对（2.15）、（2.16）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注意到不确定部分可以很清楚的分解为

12

两部分：一方面来自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部分，即vartln1rt1，而另一方

面则来自非耐用品消费增长本身的不确定性部分，即vartlnCNi,t1。

首先对利率和非耐用品消费增长的条件方差进行分解：

1vartln1rt1lnCNi,t111vartln1rt1＋vartlnCN2covln1r,lnCNi,t1tt1i,t1

2varln1rvarlnCNcovtt1ti,t1ln1rt1,lnCNi,t12t112vartln1rt1vartlnCNi,t12 (2.17) －ln1rt1,lnCNi,t1vartln1rt1vartlnCNi,t1同样的，对利率与资本存量增长的条件方差进行分解：

1vartln1rt1lnKi,t111vartln1rt1＋vartlnK2covln1r,lnKi,t1tt1i,t1122vartln1rvarlnKcovtln1rt1,lnKi,t1t1ti,t1

2

著名得股金溢价之谜说明了计算风险厌恶系数十分困难。这里参考陈彦斌，徐绪松在“预防性储蓄模型

及其不确定性分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中对不确定性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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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artln1rt1vartlnKi,t1 (2.18) 2－ln1rt1,lnKi,t1vartln1rt1vartlnKi,t1将(2.17),(2.18)分别代入（2.14），（2.15）式可得：

11EtlnCNln1Eti,t1ln1rt11vartln1rvartlnCNi,t1t122(2.19)

　　ln1rt1,lnCNi,t1vartln1rt1vartlnCNi,t111EtlnKln1Eti,t1ln1rt11vartln1rvartt1lnKi,t122 (2.20)

　　 ln1rt1,lnKi,t1vartln1rt1vartlnKi,t1这样，在（2.19）式和（2.20）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解释变量中已经不再包含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了。将这四个解释变量分别定义为：

x1Et[ln(1rt1)]，x2Vart[ln(1rt1)]，x3Vart[lnCNt1]，x4Vart[lnKt1]。则有以下非线性回归方程：

Et[lnCNt1]a0a1x1a2x2a3x3a4x2x3 (2.21) Et[lnKt1]b0b1x1b2x2b3x4b4x2x4 (2.22) 只要求出了利率的条件方差，非耐用品消费的条件方差，以及由耐用品积累而成的各期固定资产的条件方差，就可以对以上两个方程进行非线性回归，以具体求出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显著性。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成因，并非一篇实证分析的文章，由于前面已经提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对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影响较大，回归分析结果对本文意义不大，同时考虑到数据收集和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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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在此不对具体的影响进行度量①。

总的来说：转轨带来不确定因素增加使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去年以来，陆续出台了若干重大改革措施，如住房、机构、医疗、社保等。人们在考虑收入的支配时，防患意识明显提高。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但从短期看，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从而降低当期消费，增大预防性储蓄。

三、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居民高储蓄

在第二部分我们主要用代表性消费者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化来度量预防性

储蓄。由于把收入设定为外生变量了，从而没有办法研究收入的内生变化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其内生化，以进一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与中国高储蓄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我们将分析中国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制度保险与中国高储蓄率的关系。

3.1 中国现阶段人口结构

对于消费储蓄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作为主要理论框架。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在长期的时间范围内规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和效用现值的最大化。通过在高收入时储蓄和在低收入时负储蓄，在整个生 ①

具体计算时可以用GARCH模型来模拟利率的条件方差和消费增长率的条件方差，对预防性储蓄进行实

证分析。首先对利率和耐用品消费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用GARCH模型检验是否存在GARCH效应，如果该效应显著，求得利率条件方差和消费增长率的条件方差，再将二者条件标准差的时间序列数据代入方程（2.21）（2.22），对之进行非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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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内实现平滑的跨时期消费配置。因此，当个体进行消费决策时，他不仅要考虑当期收入，还要考虑未来的终生收入状况。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在其收入高于其终生平均收入时储蓄较多，而在收入低于其终生平均收入时进行储蓄，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构成也是决定该国个人消费和储蓄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中国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②。

在人口不受控制的经济中，人口年龄结构呈雪松状，总人口以中青年为主。而在实行独生子女的经济中，人口年龄结构会逐渐演变成蘑菇状，老年人的比重将会上升为总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独生子女在中国已经实施了20多年，由于该在城镇家庭的有效实施，城镇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据王东岩等人（1995）的估计，2050年中国城镇退休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将达到52.1%，而1995年该比重仅为18.2%。劳动力的下降显然将改变人们生命周期内的收入路径，并且，必将进一步影响其消费行为。因而，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是影响收入路径的重要因素。

3.2 中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制度

下面将就中国现阶段的养老保险制度作简单的分析。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50年代初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该养老体系在传统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企业成为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 ②

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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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并在此后几年经历了一个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增加养老保险金来源的努力。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简称“统帐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统帐结合”。该目标模式规定企业和职工的养老金缴费占工资总额的28%，其中11%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由于计划经济下职工没有养老金，剩下的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退休职工养老金的统筹支付。因此，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完全基金式（fully－funded）3与现收现付式（pay-as-you-go）4相结合的混合模式（Feldstein,1999）。

3.3 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的消费模型描述

上面已经简单的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下面将建立一个反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型。由Samuelson(1958)提出，并经Diamond(1965)拓展的迭代模型可以很好的反映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基于该迭代模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两期迭代模型来反映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

在这个简单的迭代模型中，我们将消费者的生命划为两期，青年期（工作期）和老年期（养老期），假定每期存在一代年轻人和一代老年人，年轻人可以从事

1生产而老年人只能进行消费。用c1表示第一期的年轻人的消费，这部分人在第二2期变为老年人，他们在第二期的消费用c2表示；u()是其消费函数，满足u'0，

3

即由个人工作期的个人帐户支付其退休以后的养老金。

即用当代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缴纳金维持已经退休的人员的养老金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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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际效用递减u\"0； (0,1)表示主观贴现率；s表示第一期的储蓄，第二期储蓄为0；w表示第一期的工资收入，第二期工资收入为0；r2表示第二期的利率水平。根据以上假设，1期的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可以表示为：

12Maxu(c1)uc2 (3.1)

1s.t.c1sw1 (3.2)

c12(1r2)s (3.3) 接下来我们引入企业来确定利率和工资，从而使收入变化内生化。将企业的生产函数表示为ytf(kt,lt)，这里yt表示t期产出；kt表示t期资本投入；lt表示t期劳动投入。假设fk>0, fl>0，fkk<0，fll<0。

在完全竞争市场，利率和工资将分别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于是r2fk(k2,l2)，w1fl(k1,l1)。

这里简单的假设企业数量与第一期年轻人数量相等，均为n1，第二期数量为n2，同时假设资本使用一期后完全折旧5。于是在均衡的状态下，由劳动力市场出清可知有l2n2n，由资本市场出清有k22s。规范第一期的数量n1为1，n1n1令nn2，则预算约束条件(3.2)，(3.3)可以表示为： n11c1sfl(k1,1) (3.4) 2c2sfk(s,n) (3.5)

5

假设消费者只能生存2期，每期跨度为30年。那么在每年的资本折旧率为13.3％（Aschauer，19）时，

数量为100的资本经过30年折旧仅剩1.59。因此这里可以假设资本一期完全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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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向第一期的年轻人征税用以支付第一期的老年人的养老金。此时，约束条件为：

12c1sdfl(k1,1)， c2sfk(s,n)nd。

若为个人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向第一期的年轻人征税d以用于支付第二期的老年人的养老金(1r2)d。则约束条件为：

12c1sdfl(k1,1)， c2(sd)fk(sd,n)。

考虑到个人账户已经开始建立，为简便起见，这里我们取第二种方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当假设资本的产出弹性为常数时，个人基金的养老保险制度等价于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

令fk(k,l)k，由于在第一期的储蓄s与税收d之和即可为视为第二f(k,l)期的资本投资k，于是有

2c2(sd)fk(sd,n)f(sd,n)。 (3.5’)

上式说明第一期的年轻人在第二期的消费是第二期的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如果根据这一比例对第二期产出征税同时将其对第二期老年人进行转移支付，我们也可以把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理解为某种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用哪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会对最优储蓄产生影响。以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来进一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

3.4 人口年龄结构与最优储蓄的比较静态分析

根据以上对养老保险下约束条件的分析，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变为

12)uc2 Maxu(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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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 c1sdfl(k1,1) (3.6) 2 c2 (3.7) f(sd,n)一阶条件为：

12u'(c1)u'(c2)fk(sd,n)0 (3.8 )

根据(3.6)、(3.7)、(3.8)式就可以求出一般均衡解，即最优储蓄率。下面就最优储蓄率，人口年龄结构对上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对(3.8)式进行全微分，易得：

122u\"(c1)ds2u\"(c2)fk(fkdsfldn)u'(c2)fkkdsfkldn0 (3.9)

变形为：

222u'c2u\"cff/u'cfklfkl12kl2ds (3.10) 1dnu\"c12u\"c22fk2u'c22fkk2由u\"()0，u'()0，fkk0，fkl0， c2fkflfkl易知

2ds2u\"(c2) (3.11) signsign1c22dnu'(c)2设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为，u\"(c)c，即有 u'(c)dssignsign1 (3.12)

dn由上式可见，当大于1时，未来劳动力的数量（n）与当期劳动力的储蓄（s）正相关；当小于1时，未来劳动力的数量与当期劳动力的储蓄负相关；当等于1时，未来劳动力的数量与当期劳动力的储蓄无关。

用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替代弹性，（3.12）式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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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ssignsign1 （3.12’）

dn事实上，第二期年轻人的数量n的变化对于第一期的年轻人来说既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当n下降时，替代效应使得第一期的年轻人也即第二期的老年人降低储蓄，而与此同时，由于预期未来收入变少了，收入效应使得第一期年轻人提高储蓄以平滑消费路径。

当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比较小的时候，收入效应比较强，比较大的时候，替代效应超过了收入效应，

ds0；而当dnds0。可见，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dn对于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是决定人口年龄结构与最优储蓄相关性的关键之所在。

性（即风险厌恶系数的倒数），不少经济学家都对其作过估计，结果表明大致在1到10之间6，故而有引起当期储蓄率的上升。

在我国，储蓄人群中的主力是40至60岁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在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出生的，由于我国实行了独生子女，城市家庭的负担比较低，储蓄率居高不下，最终消费率不断降低。现阶段的情况就是计划生育下较少的一批人需要为以前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高峰期的大量人口来提供养老保险。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奖金、补贴等收入在职工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城市职工的退休工资相对而言就要比在职职工的工资少得多，加上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也延长了，所以城镇居民需要提高储蓄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太多。同时，

下岗职工人数的增多不仅使下岗职工的收入不确定性增大，也强化了在岗职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此外，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全面推行，以及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大幅上涨，使居民面临更多的未来支出不确定性。面对这些不确定性，

ds0，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未来劳动力的下降可能dn只有提高未来劳动力生产率，居民将来的养老问题才能靠少数劳动力解决。因此， 6

Mankiw(1981),Hansen and Singleton (1983),Hall(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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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城市居民提高储蓄，为子女准备更多的资本来提高其生产率。

四、 综述及拓展思考

4.1引起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几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额居高不下的原因，首先利

用非耐用品消费路径和资本存量的一阶条件，从利率波动和消费增长率波动本身的不确定性来分析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利率下调对储蓄有着负的影响，但其他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储蓄产生更大的正的影响，即预防性储蓄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提供了便于对居民储蓄动机进行实证分析的分解模型。然后又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来分析居民的最优储蓄，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居民选择增加储蓄以减小未来养老的压力。

总的来说，收入和消费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是我国近年来储蓄高速增长的

重要原因。本文前面两个部分都是选择代表性的消费者来进行分析的，事实上，

中国高储蓄现象隐含着收入的两极分化，各个阶层的人选择储蓄的动机和原因不尽相同，下面根据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的消费特征进行简单的分析。

首先对占储蓄账户总数20％，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的高收入阶层而言，储蓄是无奈的保值手段。他们收入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更多的钱是用来投资的。但是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投资渠道比较少：在实业投资方面，回报高的行业进入门槛高，并且大多都具有垄断性质，而一般的项目利润又偏低，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他们投资；在金融投资方面，我国股市近几年长期低迷，而期货市场又刚刚起步，金融产品匮乏。因此，对高收入者来说，在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之前，就只能够选择储蓄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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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收入阶层来说，储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消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中等收入者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对于一般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基本趋于饱和，他们的收入主要是用于买车买房等更高的消费层次。只有积蓄能量，才能付得起车、房款，能量的积累无非是投资和储蓄，而在投资渠道少时，出路就只有储蓄。

而对于消费欲望最强的低收入者，一般工作不稳定或者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各方面都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却又必须面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处于预期未来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之下的他们，存在着典型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还会觉得储蓄是保障未来生活的最好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高收入阶层，高储蓄率原因主要是投资工具缺乏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加快，尽管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有了较快发展，但仍然缺乏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产品。同时消费结构不甚合理，也阻碍储蓄向投资转化。目前一般消费品市场渐趋饱和，而凸现的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汽车、住房等市场还未健全，这都制约着储蓄向消费转化。对于低收入阶层，则主要是为防范未来不确定性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

4.2深化改革是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有效途径

高储蓄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居民储蓄倾向的提高是居民对未来市场风险自我承担的积极反应，这种反应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人们对可能的失业、养老、教育等做的储蓄准备，是对目前我国不完善的、保障力度不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旧的已打破，新的的建立尚未完善、健全。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短期内难以达到社会保障完全由国家来进行充足的提供，因此我国居民为了使日后的生活有保障，必须为自己积累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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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

同时，居民高储蓄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国内可用资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与现在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有着很高的储蓄率，日本银行就是用这些钱来支持本国的制造业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是，储蓄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因此，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取决于分配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金融市场的改革和信用机制的建立。

当社会财富达到一定积累、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新型的金融工具需求将迅速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工具不足：一方面，承担金融创新重任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国内发展缓慢，使得金融创新处于停顿状态；另一方面，多数金融创新工具都来自于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管制过多而难有作为。只有加速金融改革，才可能提供更有效的投资渠道，使储蓄转化为对推动经济有意义的投资。

在充分发育的、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因为有信用体系作为防避风险的机制，人们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建立信用机制，是降低高储蓄率重要途径，要将高储蓄转化为有益的投资，就必须将风险社会转换为信用社会。这种转换关键在于信用的建立和社会信用的建立，是一项渐进的社会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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