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尚文 来源：语文学习

语文是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少年到白头，白昼黑夜，春夏秋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终于发现：原来语文就是人自己。是的！语文是人自己，不在身外，在人本身！是你，是我，是他！若将两者分开，哪怕再三强调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不再是语文学科的语文；因此语文教学，要让教师引导学生走向新的自己。

语言是人的独特创造，只有人，才拥有真正的语言，才能理解和运用语言，并因此有了思想、思考、主张、期望等等。任何动物，包括猩猩猴子等灵长类都没有真正的语言，因此有所谓“语言人”之说。正是语言使得人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社会，对自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语言人”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打开了作为“人”的历史。

随着语言的发展，文字出现了，也即所谓的“书面语”。文字能够保存人类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步步向前。

汉语词汇里有“语言人”，无“文字人”；在“语言”之外，又有“语文”一词。“语文”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指“语言文字”，将文字和语言并列，有“语文水平”“语文程度”“语文能力”等说法，本文标题所指也是这一含义；二指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语文”在哪里？答曰：在人的语言活动及其语言作品（包括文章、著作、录音等等）中。而“语文”作为中小学课程，曾经被二分为“汉语”“文学”，后来又并了回去，成为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等的混合体（实际上主要是“文章”）。此所谓“语”，似乎并不等同于“汉语”，在语文课里，语言、文字、文章、文学似乎都有一点，也似乎从无这一节是文字课、另一节是文学课的明确区分，这其实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虽无“汉语人”一词，却有威信颇高的“语文人”，其一般会被理解为“从事语文教育的人”。在此，我想着重说明两点：其一，基础教育的“语文”，一般“语”指口头语言，“文”指书面语言，但并非两者并重，而是比较偏重书面语言，所以过去常以“识字断文”作为上学读书的基本目的。其二，我们过去常常把语文和学语文的人、有语文水平的人分开。在一定的语境里两者确乎可以分开，但又会产生另一个不小的问题：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可以脱离语文而存在。我认为，可以离开人而单独使用“语文”一词，而在具有语文水平（或能力）的人身上，其与“语文”则融为一体，无法分开。这一点对于语文教学特别重要。因此，“语文人”不应单指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也应当包括学语文的人，这样他们会深刻意识到因自己是语文人而肩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对自己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语文”一词，包含着“人文的内涵”。语文教师教学生遣词造句，实际上就是在教如何说话，而如何说话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就是人文，人文就是语文。“语文人”就是语文和人文都基本过关的人。对于学生来说，学语文同时也在学做人；一个正在学语文的人，必须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意识到自身正在学如何做人。

语文学习最重要的是阅读，在阅读中“发现他人的存在，并与之对话”。发现“他人”的存在，同时就也会发现自己。我们看到的文章、课本、书本，从表面看是一个个文字连缀成篇，其实都是“他人的存在”，都是他人所说的话，活跃着生动的人格，跳动着活泼泼的心。但我们现在的学生阅读，往往只见到一个个的字，一句句的言语，唯独看不见人，感觉不到一颗颗的心。由于未见其人，其字其文往往就成了表面的甚至是空洞的存在，读者也就不可能真正达到阅读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让学生真正看到字里行间的作者其人，感觉到作者跳动的心，意识到阅读就是和作者对话，是在向作者提问、质疑，亦向作者学习。

下面一段文字来自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先生（戴震）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言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

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读书人所读之书，还能看到读书人是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思考的。

戴震当时所提的问题，是基于宋朝人不可能知道“周朝人如何相互问答的具体经过”这一常情常理。面对这一问题，由于塾师自己从未想到过，只得向朱文公搬救兵，但面对这常情常理，朱文公也只能落荒而逃，因此塾师终无以应。

塾师之所以称戴震为“非常儿”，首先在于戴震能够在阅读中发现不合情理之处，还能够坚持搞懂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追根究底。戴震此处所问其实比较普通，并不一定要有“非常”的头脑，在当年却被当作一个罕见的事例写进他的年谱，足见段玉裁也同意塾师的评判。

为什么只有戴震这个十岁的儿童发现了这个早就应当被发现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几乎一致认为书上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提问、质疑往往被认为就是捣乱，就是罪过。孩子不敢有问题，可能是被老师“善意”教出来的。语文教学，常常只教学生死记硬背以及对文句的理解。因此对于戴震提出的问题，塾师就断然止于“此朱文公所说”。若不是戴震定要追根究底，大家也就都在“朱文公”面前低头甚至下跪了。即使并无“朱文公”，老师往往也容易成为“朱文公”，从古至今，惯于让学生俯首帖耳的“朱文公”实在太多了。“听话！”“好好听老师的话！”千百年来几乎已经成了家长对子女最经典的训词，学生在只能听话、只会听话的环境里长大，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自我的所谓“人”。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儿”，就是他能够始终坚持并尊重他的自我。在“情理”面前，在“事实”面前，他始终不肯放弃自我，于是后来能够批判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再来看史铁生《病隙碎笔》：

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

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课，老师读了一遍后，就问学生：“史铁生回答记者的话表现了他怎样的精神？”学生答曰：“表现了他非常热爱写作的不怕苦的精神。”“为什么说他非常热爱写作不怕苦？”“他即使生了病，也不愿休息，还要抽空写作。”老师便表扬道：“说得好！如果只是说他热爱写作，不说他即使生了病还要写作这一点，就不具体生动。”

说来让人感到惋惜，师生之间的对话化神奇为腐朽，完全无视史铁生的痛苦，由此他的坚守、坚韧、坚强也就不见了。一言以蔽之：老师和学生都没有读进书里去。

史铁生以回答什么职业的机会，抓住“职业”一词自然而然地引出“业余写一点东西”。我们不得不赞叹史铁生的语言才能，而记者所用“职业”一词则是无意中的贡献。作者为避免引起误会，紧接着就表明“这不是调侃”，并且就此展开了具体论证。首先是生病时间长，占据过往生命的一半；“一半”当然只能是粗略估计的，因此前面加了“大约”两字。“此病未去彼病又来”，可见病与病相连相续，于是“成群结队”，“病”不单行，进一步落实了以生病为“职业”的内涵。这里有着眼于时间的纵断面，也有着眼于空间的横断面。据此断言生病是他的“职业”，实在是自然而然，恰如其分。职业，有自己主动找的，也有被动接受的。时间“用于”生病，好像是他主动安排似的，然而不是，是病“相中”了“我”，不是“我”主动找来的。而“相中”的结果是“我”这身体居然成了疾病的“乐园”，这“乐园”是属于疾病的，“我”实则下了“地狱”——字面是“乐园”，字里却是“地狱”，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背面傅粉法”。如此病与病相连相续，成群结队而来，能挺得住吗？语势如此顺流而下，死亡似乎别无选择。又言“竟也不死”，“竟”字呼应了前文所写生病时间之长、所生疾病之多。“竟”者，出乎意料也，出乎谁的意料？“我”也！仍是扣住“职业”做文章。至于不死的原因，倒真的有点调侃的意味。这三句话以“职业”为中心展开，但实际上全都只是“业余写一点东西”的陪衬。“业余”两字用在此处，大有讲究。从句法看，它把自己和“职业”连了起来，变得天衣无缝。从意味想，它不仅常常和“专业”对举，用“业余”自然透出谦逊的态度，而且在生病这一“职业”的“业余”，“写点东西”就有比字面更丰富的意味：在难得的生病间隙，“写”自然变得艰难，哪怕只写“一点”，因而“写一点”就一定是出于一种更加迫切的需要，写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更有必要，更加值得珍惜。“业余写一点东西”，又和总题“病隙碎笔”遥相呼应，所用每一个字词看似意义一般，但在作者笔下，在作者所创造的字与字、字与句的全新关系中，它们被赋予了自己特殊的意味。

只要真正走进字句，就能和作者的心灵相遇。正如在史铁生的三句话中，我们能对他的痛苦、艰难，特别是他的坚韧、幽默有真切的体会、感悟，这比离开文本架空介绍、解说史铁生的品格对学生的启发教育要生动、深刻得多，也有效得多。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人文教育正是在教师自觉引导学生学习如何运用语言的过程之中才得以实现。学习如何运用语言，就是学习“语文”，也即学习“人文”。在这里，语文与人文水融，难分彼此。由此一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优秀作品的语文（即语言文字的运用）本身就是人文的体现；我们要感知优秀作品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就要咀嚼、体悟优秀作品的语文，即如何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作者是“语文人”，记者也是“语文人”。可惜的是，阅读文章的老师、学生作为“语文人”还欠点火候，把自己这个 “我”丢失了，而没有学到真正的“语文”。我以为，语文教学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往往把“自我”给丢失了。

我突然想起傅国涌先生关于课堂的回忆：

大雁塔下，当国语书塾的孩子们喊出一句：“大雁塔，你好傻！”我感到这个“傻”字真是说不出的亲切，说不出的好。在时间的洪荒中，也许大雁塔第一次享受这样的问候。

孩子们果然发现了活生生的大雁塔，因而大雁塔也变得像他们一般美好可爱。我坚信，孩子们这独特的发现也将成为所有游客的收获。但愿正在学语文的同学们都能在课本里有同样美好的发现！

——2024年第10期《随笔》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