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名学生配23名老师,上海一小学老师比学生多引热议,城市更新下的教育新课题来了!
谁能想到,在魔都上海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竟然有这么一所学校:全校只有22个学生,却乌泱泱地有23个老师。
是不是听着就像个段子?
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资源浪费得也太夸张了吧。
一个老师对着一个学生,四舍五入就是一对一VIP教学了,这得是多大的排场。
但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事儿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我们正在经历,却很少有人说得清的巨大变化。
这所位于浦东新区的三桥小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特别简单直白。
教育部门说了:这地段的适龄儿童,就这么多。
说白了,就是周围好几个小区都动迁了,人去楼空,孩子自然也就跟着走了。
留下的,是时代的浪潮拍在沙滩上,还没来得及退去的痕迹。
这种“人走了,学校还在”的景象,就像一幅有点魔幻的都市素描,画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尴尬又现实的侧影。
它不是孤例,更不是一个笑话。
前段时间,山东临沂也有小学老师因为生源减少,不得不转岗去教高中。
从教惯了小不点的语文老师,突然要去面对一群青春期荷尔蒙爆棚的高中生,还得当班主任,从早上六点跟到晚上十一点,那种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
她们没得选,因为小学老师已经“超编”了。
你看,一个是国际大都市的“VIP”小学,一个是小城里被迫转岗的乡村教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内核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
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堆山,只差一筐土就成功了,但停下来了,这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
城市的发展就像堆山,一筐一筐的土堆出了繁华,但总有些角落,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停了下来。
那些被“剩下”的学校,和那些被“剩下”的孩子,就是那“未成一篑”的遗憾。
我们总习惯于歌颂高楼拔地而起的速度,却很少低头看看,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底下,是不是还有几棵倔强的小草。
拆迁,是城市更新的必然阵痛。
济南洪楼片区的老居民,因为城市更新,告别了住了几十年的“老破小”,拿到了拆迁款,换上了有电梯的大房子,这是看得见的幸福。
但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呢?
一个社区的消失,带走的不仅仅是砖瓦,还有几代人在这里形成的邻里关系、生活习惯,以及,孩子们熟悉的上学路。
当推土机的轰鸣声响起,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也就被彻底改变了。
新的、更高档的住宅区会建起来,配套的、更现代化的学校也会出现。
但那些被“掏空”的地带,那些像三桥小学一样,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学校,又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比“老师比学生多”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生命就像短暂的寄居,不像金石那样坚固。
一座学校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它依托于社区而生,社区繁荣,它就兴旺;社区衰落,它也难免凋零。
直接关掉吗?
听起来最简单,最符合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但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只算经济账的生意。
对那22个孩子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学校,是他们获取知识、建立友谊的地方。
对那23位老师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工作岗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讲台。
更何况,谁能保证,随着城市规划的再次调整,这片区域不会有新的居民迁入?
城市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那时候,再想重建一所学校,可就不是今天保留一所学校那么简单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凡事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
我们的城市建设,往往轰轰烈烈地开了头,却在收尾的细节上,显得有些潦草。
面对这种因城市变迁而导致的“微型学校”,我们不能仅仅当个乐子看,更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关了之。
这其实是在考验一个城市的智慧和温度。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
比如,把这样的学校,打造成一个“小而精”的教育试点?
既然师生比如此之高,能不能尝试一些在大班额学校无法实现的新型教学模式?
个性化辅导、项目制学习、探究式课程……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教育理念,在这里,是不是有了最适合生长的土壤?
再比如,能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区域的教育资源中心?
为周边其他学校的老师提供一个培训和交流的平台,或者,为社区里需要日间照料的老人、需要课后托管的孩子,提供一个活动场所。
让学校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围墙之内,让它的价值,辐射到更广阔的社区。
这就像深圳,在基础教育学位告急时,能发起“百万学位攻坚战”,几年内新增几十万个学位。
一个有远见的城市,既要有能力在人口涌入时快速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也要有智慧在人口流出时,优雅地处理好那些“遗留问题”。
“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才是对待教育,对待我们未来,应有的态度。
那22个孩子,他们是幸运的,在时代的缝隙里,得到了一份奢侈的关照。
那23位老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在空旷的校园里,坚守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城市拆迁,人走了,学校怎么办?
这不仅是上海浦东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所有正在快速变化的中国城市,需要思考的课题。
别把它们当成包袱甩掉。
或许,它们正是我们留给未来的,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种子。
华佗小知识
2025-08-29